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赤色蔓延”将土生美国人的反外国人情绪和民族危机感推向了顶峰。国会在排外浪潮中于1921、1924和1929年三次通过旨在限制入境人数、选择移民民族来源的限额法，形成了完整的移民限额制度；对于移民享受的政府福利项目，也逐渐增加限制。其中关于移民民族的限制，显然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民众对移民态度的理性化，移民对美国的贡献重新被大多数美国人所肯定。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主流社会认可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美国化”，产生了美国是个民族“大熔炉”的乐观情绪，相信多元文化使这个国家丰富多彩，并且应该让移民保留部分民族文化特色（有人认为称“色拉盘”或“马赛克”，可能较“大熔炉”更贴切）。

随着60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兴起， 一些自由派人士认为民族来源制不仅歧视某些民族集团, 而且违背了长期以来人们把美国看成是“世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的理想。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力促国会取消移民限额法中民族来源制, 认为“继续推行民族来源制度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理智上都没有根据, 它既没有满足国家的需要, 也没有达到国际上的目的。在一个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时代，这个制度是个时代的错误，因为它对要求进入美国的人根据出生的偶然性而加以歧视”。在社会舆论的强力推动下，国会于 1965 年以压倒多数通过一个新移民法——《移民和国籍法》，取消了移民限额法中的民族来源制， 改为按国籍 （不按民族和种族） 确定份额。这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以民族来源制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向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的转变。从 1968 年开始实施全球限额制度，每年限额 29 万人。

美国对所需要的优秀人才经常敞开方便之门，专门为此设立了技术移民所享受的限额优先权。同时，一贯秉持重视家庭价值，鼓励家人团聚的人道立场，经常为“亲属移民”类提供最大优先配额比例。

H-1B签证（美国移民局签发给具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的一种非移民签证）发放的数量与美国记录在案的专利数量有着密切关系。1998年，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工程师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和印度。2005年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里，每四家新开办的技术类企业中就有一家有移民参与了公司的创业。

事实反复证明，移民创造的财富远多于他们的消费，所作贡献远大于带来的麻烦。正如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所说：“美国要感谢移民的贡献。巨大的移民浪潮给美国带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给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