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的面谈，主管又问：“你觉得多少钱合适？”我说8万欧元。那一年我为银行挣了1 000万欧元，报这个数目并不过分。银行最终给了我6万欧元。这已经不仅仅是指令层面的相互矛盾，完全已经是在行动上公然自己打自己嘴巴。2007年的奖金分配更加没有道理。我总共赢利5 500万欧元，当时负责同样业务的共有8位交易员，我一人的收益占到8个人总收益的一半还多。交易厅里流传着种种传闻，说我所在的小组的奖金将要突破历史记录，而我本人将分得大头。年底的时候，在另一个楼层工作的一位交易员跟我说：“今年你可是赚大了，马上就要尝尝百万奖金的滋味了吧？”越是临近面谈，传言越是发酵。面谈时，我说希望获得60万欧元的奖金 我想这么说也可以证明我已经学会“给自己定价了” 主管们马上变了脸色，我明白他们不同意。马夏尔·鲁耶尔本人脸都白了：“嚯，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给你30万欧元吧。”商谈就此结束，我什么也没说，起身走了出去。身后的玻璃隔断办公室里，主管们又接着和别的交易员面谈。别人具体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看看周围一些人奢侈的生活方式 某某人买了房子，某某人换了新车 我可以猜出个大概。2007年的奖金就这样敲定了。因为后来发生了变故，到真正发奖金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公司一个半月了。我那“狮子大开口”的报价和公司赏下来的奖金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我永远不得而知。

后来在预审期间，我知道了2007年一些同事和主管申请了多少奖金。老实说我真是被惊呆了。我的顶头上司埃里克·科尔代勒斩获70万欧元，马夏尔·鲁耶尔将近200万欧元 n+2以上的其他公司高管分得了怎样天文数额的奖金，引人遐思。但是这些人在预审的时候居然装出天真的嘴脸。他们居然声称之所以没有能够对我的建仓行为实施监管，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情，或者因为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甚至还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 推卸责任就能够逃脱法律罪名，就能够逃避良心的谴责吗？多维尔的那个周末，那些乌烟瘴气的小品已经说明了一切：首席交易员也好，主管也好，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从工作中能够获得多少个人利益。

奖金分配方式如云山雾罩，混沌一片。交易员间对此缄默不言，奖金的秘密似乎可以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直到2009年9月《解放报》公布了一份清单，披露了部分交易员2007、2008两年领取的奖金数额。尽管报社在公布清单时隐去了相关人员的姓名，但是从清单中可以看到两点：其一，某些人员的奖金数额高得惊人；其二，不同人员的奖金数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与我同岗的交易员获得了100万欧元到200万欧元不等的奖金。在2008年1月24日负责清空我的仓位并直接导致亏损的交易员获得了855万欧元。套利部的一位主管获得了1 070万欧元。报社给相关人员打电话联系，希望确认一下清单上的奖金，他们口径一致，都矢口否认。还有一人这样反驳道：“你说的金额简直无法想象，全部是胡说八道。”报社请他提供真实金额，他又不肯说出来辟谣了。有位主管的回答比较坦率：“先生，对于这件事我无权和您探讨，也不愿意探讨。请您把我的名字从文章里删去。我要挂电话了。”兴业银行也立刻介入此事。清单披露的第二天，兴业银行给《解放报》发去一封邮件，威胁说如果报社胆敢公开清单上的姓名，银行就将提起上诉。兴业银行说：“这些姓名属于个人信息、机密信息， 一旦公开，可能影响员工的个人生活。”银行为什么这么紧张？其实很好理解：交易厅员工获得的奖金数额高低不同，最低值与最高值的比率达到了1 12 500，这个情况万一被员工和公众知道了，银行一定会受到猛烈抨击。银行给报社发了邮件，但是在随后的公告中没有对此事作出解释。

还有一个情况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件事也是《解放报》披露的。据称，兴业银行人力资源部曾经向经理们提交过一份面谈实用指南，题目是《薪金洽谈之原则》。这份文件的目的是细化向员工宣布不利消息时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所谓的“原则”也很简单：首先向员工公布奖金数额，而后说明确定这一数额的依据。比如说，当前市场状况、经济危机等，总之一定要遵循“公平的原则”。文件中还提到，无论面谈时发生什么情况，参与面谈的主管不得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并且必须“与公司保持绝对一致，确保公司的决定得到顺利执行”。换言之，就是要宣布决定，不讲情面，同时密切注意员工的反应。文件中还说，应当“将会谈中您说的话上报人力资源部门，如果会谈期间遇到任何麻烦，应当一并上报”。可见这份文件的作用确实不小，听话的员工如何打发，叛逆的员工如何处理，办法已经都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