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判断，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五年左右会不会出现新的一轮自己的金融危机？我看在所难免。印度、巴西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逆差。印度的贸易逆差过去十年不断上升，其中2010年达到GDP的近5.7%。 巴西从2002－2008年消灭了贸易逆差，但是2009年又出现了逆差，2010年勉强平衡。 巴西虽然在卢拉总统的带领下出现过短暂的财政盈余，但是现在又回到了财政赤字的境地。印度的财政情况同样非常让人担忧。所以发展中国家我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见表1及表2）

总之，新的形势非常严峻、非常复杂，未来五至十年，世界经济恐怕会经过一个比较痛苦的、比较复杂的调整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尤其重要。我自己的感觉，当今的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格局，分成了三类国家：富国、穷国和中国。中国的作用和地位与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和富国也不一样，事实上是穷国和富国的结合部，一个桥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的国际责任，可能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中国的责任

具体说来，在未来十年，国际经济不断波动过程中，有三件大事是需要中国努力做好的。做好这三件事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一、降低贸易顺差

第一件大事，中国已经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只是宣传没有跟上。这件事就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以国际贸易领域来说，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007亿美元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为8.8%。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经过不断扩大内需，不断通过各种措施刺激经济的发展，贸易顺差在2010年已经降到1831亿美元，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3.03%。2011年的贸易顺差还会进一步下降，第一季度是11亿美元逆差，4月份仅仅出现了114亿美元的顺差。2010年年底我们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有一个模型的预测，预测2011年的贸易顺差会从2010年的1800亿降到1500亿，现在看来，2011年很可能会降到1200亿，甚至1000亿美元左右。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成，继续以这样的趋势发展的话，中国的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将会降到2%以下，甚至1.5%、1%多一点都有可能。到那个时候，事实上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今天就已经应该和国际社会说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如果美国、欧洲能够和中国一样，通过几年的努力，把贸易逆差降到GDP的2%左右，或3%左右，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世界就会很平衡了、非常美好了，很多问题都会得到缓解了。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关于中国的贡献我们讲得不够，为什么讲得不够？在国际上好像我们一说话，就理屈似的。当然这跟我们的学者出去交流的频率和强度不够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学者、学术界的研究没有跟上，以至于在与国际同行交流，甚至吵架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还不直、气还不够壮。

国际上提出，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应该降到一定比例，比如4%。对此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但在此基础上，我以为应该把话讲得更明白，应该对国际社会说清楚一个道理，即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考察经常账户余额与GDP的比重不合适，应该考察贸易顺差与GDP的比重。为什么？经常账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贸易顺差，二是投资回报（即我们长期积累在境外的金融索取权，比如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所获得的投资回报），这两件事情本质不一样，不应该混在一起。

经常账户中的贸易顺差的确应该下降，而且已经在下降，我们正在做。通过贸易顺差的下降，我们相当于减少对境外市场的依赖，给国外贸易伙伴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让他们有更多当地的就业，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但是中国经常账户余额中的投资回报部分与贸易顺差部分的本质不同，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是不平衡的积累，不影响目前的流量。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的外汇储备或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获得更高的回报时，恰恰证明中国经济对外国的、世界经济的贡献是上升的。正是通过我们这部分资本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投资对象国的就业，这是好事情，为什么要把投资回报与贸易顺差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所以，对外谈判和宣传的时候，我们应该据理力争，应该多提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把它作为目标，甚至以2%为上限我们都可以做到，但不能笼统地把经常账户余额比GDP的值作为目标。一定要说清楚，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我们要做出贡献，已经作了贡献。这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讲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