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兴亡几乎与纸币的产生、发展和泛滥成灾同步，这是偶然吗？虽然不能把两者画上等号，但两者确实有相当的关系。北宋重文轻武确是事实，但根本原因不在于习惯，而在于政治利益。在对辽、西夏和金的战争中，北宋败多胜少，始终抱着一种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宁愿牺牲名节，给对方金钱赔款，以换取苟且偷安。1004年的“澶渊之盟”就是在宋朝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胜利者宋朝居然答应每年向失败者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且后来辽朝还不断敲诈勒索，宋朝也一再委曲求全地予以满足。宋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与庶民的感受没有直接关系，外敌入侵却能够直接将政权摧毁。因此在北宋统治者看来，维护国家名誉和民生经济不如卑躬屈膝对外求和。

每年大量岁币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造成财政困难。宋朝统治者为了转嫁危机，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税收必然加重，而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大官僚却并不愿意纳税，都要老百姓承担，这就必然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进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要增加财政开 支，增加人民税收负担，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纸币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纸币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一条不通过税收渠道的省时省力的敛财方式，只要印刷出纸币，就可以马上用于财政开支。北宋政府是一个日益腐朽的政府，开始的官交子发行额还有所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际也就两年），以新换旧。后来，为了应付事关自身统治地位的军费开支，就不再遵守规则了，而是要多少印多少，无限制超发。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以看出，北宋政府为了满足陕西军费开支，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规定总量的数倍。政府无限制地超发纸币，必然导致纸币相对于实物商品的不断贬值，也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恶果虽然可以隐蔽地转嫁给老百姓，但是老百姓并非是永远不枯竭的提款机，不是可以无限压榨的。老百姓能够被压榨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高，老百姓生产出的产品就多，反之则少。一般来说，老百姓首先要留有能够养活自己的产品，剩余产品的分配就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了。北宋是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的朝代，那么剩余产品中一部分首先要作为地租被地主阶级拿走。北宋又是苛捐杂税繁多的朝代，剩余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就要被政府以税收形式拿走。

现在，自从有了纸币之后，政府还要拿走额外的一部分剩余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