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经济心理后,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宏观问题的辩论。这里,我不妨集中清算一下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看富士康生产的产品,你觉得它是高科技产业。但是,富士康是用“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来经营高科技。郭台铭有许多名言,比如“不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会赚钱的就是好科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等,把“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推向了极致。
首先声明,引用周先生的文章作为清算的对象,既不是个人意气,也不是什么道德评判。
我和周先生的观点截然对立。不过,就我有限的所知,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周先生似乎没有被收买的嫌疑,他讲的不过是自己真心所信的东西。这样,引用他的话作为批评的靶子,就可以把讨论变成纯粹的意见之争,免于个人道德的纠缠。周先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能够脚踏实地地下基层调查,对现实自有其洞见,贡献不可抹杀。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要找其中的高手辩才能说明问题。所以,把周先生拿出来批评,不是不敬,而是恭敬。这样辩论,有助于澄清理论上的问题。周先生很喜欢预言,也很强调预言者日后要面对自己的预言,对公众有个交代。我和他的争论,发生在几年前。如今虽然还不到几十年后验证预言的时刻,但毕竟现实已经为孰是孰非提供了一些初步证据,有进行一番考察之必要。其实,我们这些投身于公共辩论的人,最好每五年都出来一次,面对自己过去说的话和眼下的事实,看看自己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这一本来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不幸被有关报纸软性封杀了。我批评周先生是公开的,周先生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则没有点名。这种不点名是出于他的本意,还是报纸编辑的技巧,我不得而知。不过,当我写信问该报编辑是否可以写篇反驳文章时,编辑回答如下:“经慎重考虑,领导们认为现在处于本报的敏感时期,不适于挑起各种争端,包括前一阵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改革话题也暂放一边了。请谅!谢谢对本报的关注!”
令我惊讶的是,就在此信之后,该报就以同样的议题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看来,该报并非不想讨论问题,而是更愿意用缺席审判的方式刊登一面之词。当然,讨论总比不讨论要好。一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曾说,那时能接触些西方思想,多亏了这种对“资产阶级”缺席审判式的批判。“资产阶级”完整的观点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大批判文章总要对批判的靶子进行若干引用。从引用的只言片语中,你还是能找到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线索,由此对民主、市场经济等观念还非常折服。我们有幸活在一个更开放的时代,一家媒体的宣传口径,毕竟不能一手遮天。
我在这里,不妨公开侵犯一点周先生的“知识产权”,对他的文章大段引用,然后展示一下是非曲直。
以下是周先生的文章,题目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尽量少作删减,以避免断章取义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