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当今的理想主义

在亨利·基辛格离任30年后，他仍然以奇妙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公众的想象力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持久的影响力和盛名是当代所有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

基辛格不仅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也是全球私营企业和政治领导人推崇的顾问。他的声音是媒体的常客，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上。

他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基辛格长盛不衰的卓绝地位，即使他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异议。

当今世界，政治讨论常常出现两极化、党派化，或者被电视热卖的内容所左右。可是，即使和基辛格意见相左的人士，也会被他精准、细致、深刻和理智的尖锐论点所折服。

描写基辛格的回忆录之所以不同凡响，在于他的文章和观点结合了历史公理和具有时代感的深度分析。

现在全球政治不再是过度简单化的冷战时代。基辛格理解问题的方式和强调大国之间力量均衡的理论变得更加有现实意义。

同样，他对全球相关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角落的人们，在纷杂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显得日趋重要。

但是，和基辛格政坛常青树的地位相对的是，他一直和政府职位保持着距离。

自从基辛格在福特政府末期离开政府职位到两任大、小布什政府的32年期间，一共有三位共和党总统，在任时间长达20年。

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总统任命基辛格以政府高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答案既和共和党内以及国家的政治变动有关，也和基辛格本人有关。

基辛格代表了保守国际主义。保守国际主义大部分根源于现实主义、现实政治、讲究力量平衡和实用主义。

在此书中，我谈到过对基辛格最有危害的反对者们并非是左翼鸽派或者自由民主派，而是新保守派或者具有极度意识形态的共和党人。这些人从扩张、价值观、道德和情感为基础看待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冲突。

这本书的读者将看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成为了基辛格在意识形态领域最致命的对手。

尽管里根总统在很多观点上和基辛格达成一致，但是他最终将基辛格赶出了他的政府。

特别是里根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方针——参与争取自由运动而并非是基辛格所提倡的寻求力量之间的平衡稳定——定义了共和党人的观点。

这个方针在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变得更加清晰。

一些基辛格派的现实主义者们，特别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劳伦斯·伊戈尔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公开质疑扩张型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也对此颇有疑虑，但是他将疑虑用不明显、细致和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基辛格的观点，始终带有细微的变化。在处理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复杂问题上，基辛格表现的十分微妙，充满智慧，有时候即使态度有些保留，也是先见之明举。

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和危险的世界，作为一个分析家，基辛格的长处在于他从不将事情过度简单化（他的弱点是融入更多意识形态保守力量）。

另外，他本能地反对公开挑战当权者。

这一观点在保守共和党人执政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执政者对基辛格的意识形态持不信任的态度，这种不信任导致了他被排挤在政权之外。

这使我联想到这本书讨论的核心话题，这一话题在当下更有讨论的价值。

我认为基辛格是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相对应）。在国与国的力量均衡上，基辛格是一位大师。他天生就能感觉到力量的平衡和范围，以及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基辛格出色地创造了美国、俄罗斯（指苏联。——编者注）和中国之间的三角结构，在南越瓦解后打造了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基辛格会将理想主义价值观称之为理想主义情感，他不理解在公开的民主体制下这一价值观在国内外发挥的作用。

他也不认同理想主义价值观。我认为，美国民主体制的公开透明和混乱局面对外交政策来说是优点，而并非弱点。

因为在尼克松的黑暗政治下，基辛格太喜欢，同时也十分依赖于在黑暗下的秘密操作。

当这本书最初付梓的时候，基辛格并不十分认可，即使我曾经采访过他许多次。他感到惊讶的是保守派对他的批评多于自由派。我在猜想，像基辛格这样很爱面子的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关于他的引言中，或者他的传记中正面评价太少，他很有可能会在看后大发雷霆。

这本书问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没有和我说过话。后来我成为《时代》周刊的执行主编。在我们杂志的一次封面人物的年度晚会上，基辛格被邀请到场。他打电话给我：“你好!沃尔特，即使30年战争都有结束的时候。我原谅你了。”（他允许他忠实和聪明的夫人南茜支持百年战争）。从那以后，我和基辛格在很多项目上一起工作，包括阿斯本研究院主持的中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