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的几次谈话中，基辛格着力强调可持续的外交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对他来说，国家之间的利益和交易之中一定要有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平衡一定要在理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想全面理解这一观点，读者可以阅读基辛格撰写的关于他在白宫期间的一些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1994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大外交》。

此书挖掘了历史上外交政策中的力量均衡，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红衣主教黎塞留，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

基辛格是一个欧洲的难民，从小读的梅特涅远远多于托马斯·杰斐逊，这使得他的著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的阵营。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宣称国际领导地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上的。”基辛格在此书中写道。

有些美国人持有这个观点是因为骄傲，但是当基辛格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态度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在观察一个持续混乱的部落仪式。

基辛格指出，将外交政策建立在理想主义而并非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会将一个国家置于一个危险的，难以预测的境地。

从《大外交》和他的过去20年间其他著作和看法上来说，基辛格成为了继西奥多·罗斯福后，在美国所有政治家中，最极力推崇现实主义和普鲁士式现实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倡导者。

如果说乔治·肯南奇特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形成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外交立场，基辛格强调国家利益，弱化道德情感的思想则定义了美国处理在苏联解体后复杂国际事务的框架。

在《大外交》的结束语中，基辛格这样写道：“美国理想主义仍然像以往一样占主导地位，甚至更强大。但是在新世界的秩序中，理想主义需要为此提供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能够让美国在并不完美的世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纷繁选择中坚持下来。”

事实上，自从本·富兰克林在法国施行了力量均衡的政策并借此机会展示美国优秀的价值观以来，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直交织进行着。

从门罗主义到“天赋使命观”到马歇尔计划，美国的国家利益总是和其观念联系起来。在冷战时期通过美国的道德运动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明显的表现。

基辛格意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需要实现力量均衡，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是实现力量均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始终相信，美国70年代的力量均衡理论更多地被政府秘密和暗箱操作所扭曲。而有些时候，这些策略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现实外交看起来是必要的。

1999年出版的基辛格自传里，在第三卷中的福特时代（在我这本书面世之后），基辛格一直在捍卫这个观点，而并非否认这个倾向。

“美国必须用国家利益来缓和其传教士的精神，要用头脑而不是心灵去定义它对世界的责任。”他说。

即使基辛格的如上结论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出的，也可能是在其接下来的布什政府得到运用。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70年代时期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却没有维持到政治范围的终结。在一个民主政权里，他的现实主义和保持国际关系的情绪并不协调，这也导致了不正常的一些秘密行动。

但是如今，我们应该从另外一面来看待美国外交政策：我们是否过于倾向于理想主义的方向？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基辛格式的精巧？国家积极宣扬自由的外交方针一直被一种道德使命和征服精神所驱使，是否我们现在需要增加一些小心翼翼、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冷静计算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传统保守主义。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基辛格所持有的保守现实政治传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他40年来和情感理想主义，包括大力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和讲究道德的自由主义所作出的斗争。

了解基辛格本人和他对全球变化的观点在越南战争后以及冷战后十分重要，这一点在现在也是如此。

沃尔特·艾萨克森

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