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代的生活经验给基辛格的外交思想注入了两种营养选择：一是理想主义、道德主义路线，致力于保护人权；二是现实主义、实力主义路线，即谋求通过保持势力均衡和将武力用作外交工具以确保秩序得到维系。基辛格遵循的是后者。在秩序和正义面前，基辛格常援引歌德的提法说，他将选择秩序。对于混乱造成的种种后果，基辛格已然感同身受。

总而言之，凡此种种，使得基辛格在思想层面上、知识分子层面上和政治层面上都成为一名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对革命有着本能的反感，这种态度在他那篇有关梅特涅和卡索里博士论文中有详细探讨，并在他登上权力舞台之后影响着他的外交政策。不过，他对于推广民主的狂热情绪和民粹主义也不怎么感冒。像他的“思想导师”、保守主义者兼现实主义者乔治·凯南那样，基辛格对所谓美国政治制度的荣耀和光环从未感到过赞赏，特别在实实在在、真刀真枪制定外交政策时尤为如此。从知识层面上看，基辛格的头脑仍然停留在欧洲范畴内，就像他的口音至今仍然透着轰隆隆的巴伐利亚味一样。基辛格可以从容、舒适地一头扎进黑格尔、康德和梅特涅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抱，却从未对典型的美国英雄诸如马克·吐温、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表现出半点欣赏。

但是，恐怖青年时代留下的最重要印记——基辛格自己亦常常提起——乃是他对美利坚这个容他置身、给他天地的国度的热爱，这份爱远远超越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混乱性所时而表现出来的不屑和蔑视。当年少的海茵茨踏上曼哈顿的土地时，当他改唤作“亨利”之时，美国的宽容和秩序给这个从来上街都胆战心惊的男孩以从未有过的、沁人心脾的自由快感。基辛格后来曾说：“‘美利坚’所代表的含义在土生美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我一直对其中真意怀抱着特殊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