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反应，是横穿马路到街对面去——对于多年来总在街头遭人殴打和谩骂的人来说，这是路遇行人时的自然反应。他，正独自一人走在曼哈顿西区185街，从阿姆斯特丹大道去往他新发现的一家冰淇淋店的路上，这时，他看到一群男孩——陌生人、非犹太裔——正迎面走近。若是在菲尔特，这样的遭遇最起码的结果会是一场小型侮辱。他开始挪动脚步，下了人行道。这时，他才想起来自己身在何处。

上面这个小情节发生时，亨利·基辛格刚来美国几个月的工夫。全家搬进了一间舒适但略显局促的三居室公寓，那是幢六层高的砖体建筑，位于曼哈顿岛华盛顿堡大道（Fort Washington Avenue）和187街内的街区里。大堂对面住着的正是葆拉的表姐一家。其他来自菲尔特和纽伦堡的朋友们也都来到此地。熙攘的大街上，一幢幢类似的巨大公寓楼挤满了逃难而来的犹太难民。

华盛顿高地是当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率众抗击英国殖民军、保卫曼哈顿的阵地所在处（1776年10月，那次保卫战并未取胜），整个高地紧靠悬崖断壁拔地而起，俯视着哈德逊河。20世纪早期，高地上散落的一排排公寓楼住着的还都是波兰和俄国犹太人，他们许多人闯出名堂后就搬到了郊外，留下的社区里尽是无处不在的犹太教堂和熟食店，等着接待下一拨难民的到来。自从那些从希特勒魔爪下逃生的犹太人抵达后，这片地方就得了个绰号叫“第四帝国”。

年届半百的路易斯·基辛格在适应语言方面有点困难。也难怪，他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但也正因如此，格外害怕说话时弄出些语法错误，且还顾虑自己的口音。所以他英文说得很少，比起那些文化程度低、没那么多说道的朋友们，就越发少得可怜了。路易斯能教书，但显然当时市面上并没有这种需求。当时还正值大萧条时期（1929～1935年），找工作难上加难。而且雪上加霜的是，抵达美国时，路易斯正身患慢性胆病，大夫一度诊断为癌症。家里虽从法尔克·斯特恩那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法尔克在基辛格一家离德后不久即病逝），但很快就所剩无几了。无论如何，经过两年有一搭没一搭的谋生岁月后，路易斯好歹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工作——给德国友人的工厂当图书管理员。

维持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比路易斯小13岁、适应性更强的葆拉身上。她善于处世，头脑灵敏而且嘴快，没多久就学会了英文，足够让她不带惧色地与人聊天了。有一阵子她和一位伙食包办商合作，为犹太教堂的戒礼和婚礼准备食物。之后，她便开始单干。多数时候她担任的都是“供应商”（这是人们称呼伙食包办商的一般称谓）的角色，承办私人举办的小型家庭聚会。

从菲尔特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中解放出来的基辛格，好像假释的囚犯兴高采烈地一头扎进了新的生活。几天工夫他就找到了去扬基体育场的路，掌握了一项从未见过的运动的奥妙所在。那年夏天从菲尔特移民来的约翰·萨克（John Sachs）说：“他是第一个找到那里并且搞清票价，摸清棒球比赛规则的家伙。几个礼拜后，他便把我和我叔叔拉了去。我们对棒球是一无所知，是他向我们作的全盘讲解。”但基辛格和萨克一起参加驾驶考试，基辛格却考了个不及格，第二次再考又没及格。（基辛格后来说他始终弄不清楚为什么老是考砸，但是和基辛格一起开过车的人都能列出一大堆理由）萨克则轻松过关，他们借了辆车，哥俩一起探索了不少地方，比如卡茨齐尔（Catskills）。

搬过来的一个月后，1938年9月，基辛格进了位于192街的乔治·华盛顿高中。这所高中可谓是当时纽约私立学校系统的骄傲，校园占地两英亩，主楼建于1925年，是座乔治四世时期风格的庞大建筑。为该地区受过良好教育、雄心勃勃的犹太移民和其他族裔的难民提供良好的服务。教师和教育质量都是全市一流的。看看基辛格的学习记录，会发现他和很多人一起被确定为有“外语学习障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辛格第一学期英语成绩是70分（满分100），但第二学期就提高到了90分。从那时起，他上过的所有课程——诸如法语、美国历史、欧洲史、经济、几何和账目课等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只有一门“工业和贸易”课是85分。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蒂班德回忆说：“他是所有德国难民学生中最认真、最成熟的一个。我觉得德国学生与本地生相比态度都要更认真些。”基辛格当时同班的一位德国移民同学说：“我们当然得认真。否则怎么办，除了认真学习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想在美国立足，除了好好上学然后上城市学院外我们没有其他路可走。今天的孩子们都拿那些拼命学习的开玩笑。可那时，我们清一色都是拼命学习的家伙。”他又笑着补充一句，“特别是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