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之神的再次降临颇有些戏剧性味道。一天，基辛格所在的连队刚刚完成十英里拉练科目，士兵们横七竖八地倒在一处靶场的干草上休息。这时，一辆吉普车卷着尘土呼啸而至，走下一位35岁上下的矮个子德裔列兵，表情坚定，军服整齐，戴着副单片眼镜，拄着手杖，急匆匆地走过，把目瞪口呆的大兵们甩在身后。

“这里谁负责？”列兵喊道。一位中校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列兵操着大炮般响亮的普鲁士口音嚷道：“长官，我奉将军之命向你连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参加这场战争。”

当时半睡半醒的基辛格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洋洋自得的列兵站在吉普车上开始了演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洋洋洒洒讲起纳粹国家的治国之道以及为什么——也是不可避免地——希特勒要被击败。他双眼炯炯有神，散发着令人迷醉的热情和冲天而上的活力。那种傲慢、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表情都十分古怪，但效果却使他显得极具魅力而非荒唐可笑。演说结束后，基辛格做了件从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给列兵递了张字条，上书：“亲爱的克雷默列兵，我听了你昨天的演讲。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干。我能帮上什么忙吗？列兵基辛格。”

弗里茨·古斯塔夫·安顿·克雷默生于1908年，是位普鲁士国家检察官之子。母亲来自一个富庶的化学品制造商家庭，在维茨巴登附近拥有一幢35间房的大庄园。父母二人都反对希特勒，把元首称为“可怜的波西米亚行尸走肉”，母亲还在庄园建了座孤儿院，收留基督教和犹太教孤儿，纳粹上台后仍一直坚持。弗里茨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在英国上学，拿到伦敦经济学校的学位后，又在法兰克福的哥特大学和罗马大学分别拿了博士学位。1939年战争迫近时，他正在罗马为国际联盟工作。在决定继续流亡国外后，他让妻小回维茨巴登向母亲告别，结果她们被扣在国内六年之久，此间弗里茨穷困潦倒，除了硬挺之外毫无办法，最后迁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军。一开始美军对如何任用德国人毫无概念。一次在克莱伯恩营训练时，他的任务是在一座台子上假装德军指挥官发号指令，以增强训练的真实效果。碰巧第84步兵师司令亚历山大·伯灵将军从旁路过，便问道：“你在干吗？”他答道：“报告长官，我在制造战斗时的德方噪声。”结果两个人聊了起来。伯灵对眼前这个德裔士兵印象深刻，便把他调到了师指挥部。

火车满载着从天堂掉下来的特别训练计划项目的学生兵们抵达了克莱伯恩。克雷默向长官提了个要求，“师里来了2 800多名知识分子，请允许我给他们上上课，否则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就这样，基辛格和克雷默——两个流亡异乡的德国人——一个勉强凑数的宗教难民、一个高傲的政治流亡者，在1944年5月路易斯安那的靶场上相遇了。

基辛格那张崇拜的字条让克雷默颇为受用。他喜欢字条上那种直截了当的风格和不带矫饰的简洁。多年后他还说对其中没有溜须拍马的废话颇为欣赏，但实际上基辛格那张字条恰恰溜须溜到了点子上。“就该这么干，”差不多50多年后，克雷默还在华盛顿家中的花园里来回踱着步子饶有兴味地咀嚼这句话。第二天，克雷默手捏字条回到了基辛格所在的连队，又站在吉普车上冲着瞠目结舌的中校大吼道：“哪个是基辛格？”——这个问题在基辛格后来的生涯中不止一次地被提起。

基辛格和克雷默聊了20分钟。克雷默说：“你有非凡的政治头脑。”基辛格后来回忆：“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从来没人这样评价过我。”克雷默回到指挥部，向上尉提起了他碰到的“小犹太难民”，说他“还懵懵懂懂，但又什么都明白”。在克雷默那里，这话显然是种褒奖。他认为，基辛格对历史的音弦有着天生的洞察力。克雷默的大力举荐后来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把基辛格弄出了步兵师，让他成了司令的德语翻译，又当上了盟军德国占领区城镇的行政官员，帮他铺平了进入反谍报兵团的道路、受雇成为德国军事情报学校的老师，在后来又说服基辛格选择了哈佛大学。克雷默常被评价为“发现基辛格的那个人”。而他不屑一顾，大声回句：“我的作用不是发现基辛格!我的作用是让基辛格发现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