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兄弟间的和谐一直是这样的话，这些评论便显得多余。矛盾之处在于，与诗歌中颂扬的理想化兄弟情谊不同的是，真正的兄弟很少能很好地共事。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知道约瑟夫和他兄弟的故事，有关兄弟阋墙的著名案例：加德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弟弟约瑟夫的憎恨，约瑟夫与弟弟本杰明亲密的兄弟情，大哥鲁本复杂的感情，暴力的冲突和最后的和解。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代的霍普兄弟以及巴林兄弟，兄弟之间也少见吵闹，但却未能以兄弟团结的名义超越个人的差异。当罗斯柴尔德兄弟在财力上超越他们时，他们似乎成为了混乱理想的化身。

但是，在现实中，在1814年和1815年混乱的环境下，维持兄弟间的友爱远不是那么容易。由于他们的资源被一系列巨额、高风险的生意套住，罗斯柴尔德几兄弟的个人关系经常恶化—有时甚至到了破裂的边缘。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便是内森对生意伙伴日益傲慢的态度。从技术上讲，根据1815年的协议，五兄弟都是平等的：利润平均分配，内森给每人一张价值5万英镑的本票，以补偿他在资金中占据的超大份额（而多出的利润）。但是萨洛蒙和其他几个弟兄当时评论说，内森富有攻击性的脾气以及公司业务以英国为核心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使得其他几个兄弟沦落到了代理人的地位。萨洛蒙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内森是“发号施令的司令”，其他几个则是他的“元帅”，而他们要处理的资金则是“士兵”，这些士兵“必须时刻准备好”。内森也被人们拿来与拿破仑—而反对拿破仑成为罗斯柴尔德兄弟金融活动的最终指向—相提并论，便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事例，而他的兄弟们在这个对比中也没有被落下。

斯温顿·霍兰德1824年对他的合伙人亚历山大·巴林说：“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对他的金融活动并不感到忧虑。它们通常经过精心策划，被聪明、熟练地执行—但他就如战争中的波拿巴一样，所不同的是他身处金钱和基金的世界里；一旦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就将和法国人一样一败涂地。”对路德维希·伯恩来说，内森和他的兄弟都是“金融波拿巴”，这样的故事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被作家们刻画着。但是实际上是内森成为银行业世界中的波拿巴，他与法国皇帝一样对风险有超越常人的兴趣，并且难以容忍无能的部下。

早在1811年—甚至在他们父亲去世前—内森的兄弟们就开始抱怨他在来信中偶尔出现的自大语调。但直到1814年年中，他才真正开始以主导合伙人的形象出现，更别说他“作威作福”的做派了。1814年6月，他命令萨洛蒙去阿姆斯特丹协助詹姆斯，并抓住机会抨击他在法兰克福的兄弟：“我告诉你，阿姆谢尔和卡尔让我感到非常不安。你不会知道他们写信给我时是多么的愚蠢，向我要钱时就像疯子一样……老天爷作证，他们如此愚蠢地写信给我，今天我太生气了。阿姆谢尔写信给詹姆斯，似乎觉得詹姆斯可以独自处理生意。”这些话显然让几个弟兄极为不满，而戴维森希望内森停止“蔑视性通信”的呼吁也来得太晚。心力交瘁的卡尔气得病倒了，他警告内森，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的“一个合伙人很快便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萨洛蒙也抱怨说“我心里绞痛”，他的语调比卡尔更为愤怒：

我一刻也不能相信，即便我是学识过人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也不能将其他四个兄弟看做是愚蠢的学童，自己是唯一睿智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比现在更加难过。坦率地说，我们既没有喝醉，也不愚蠢。我们有一些伦敦显然没有的东西—我们的账目清晰有序……如果我的眼泪是黑色的，那么我就能更轻易地写更多的内容，而不是用墨水来写……每到英国通信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噩梦。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这些信件……一个人不能这样给他的家人、兄弟和合伙人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