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所有的抗议，得到的回应只是内森强硬的威胁—解散家族生意：

我必须承认，我彻底厌恶了周期冗长的生意和令人不快的后果……从今天起……我想如果萨洛蒙关闭巴黎的业务、带着账本来伦敦将再好不过。戴维森可以带着阿姆斯特丹的账目过来，届时我们就可以清理账目了。我也希望得到法兰克福的账目……因为我厌倦了合伙人制度……我知道你们全都非常聪明，现在感谢上帝，我们5个人将会和平了。

这番话收到了效果；这之后，内森下命令时很少遭到挑战，萨洛蒙在1814年8月写给萨洛蒙·科恩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

我在伦敦的兄弟是发号施令的司令，我是他的陆军元帅，我必须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履行我的职责，因此，我必须向司令提供报告、评论等。我有时必须把事情描述得夸张点，以显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多么认真，但是我仍然十分迷茫……做一个好司令，你应该知道一个好司令应该知道的东西，不要总是想着往前冲，你应该偶尔采取防御的策略，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如这封信所显示的那样，萨洛蒙仍然担心内森做事过了头，但是他显然将自己看成了一个从属和顾问的角色：“我们把你看成是司令，我们自己则是将军。上帝可能会给予我们幸运和祝福以及成功。这点上我们仍然是将军。那些缺少平和、运气的人甚至连下士都不是，但愿不是这样。”卡尔也接受了内森的统帅地位，尽管他说得比较隐晦：“我只是马车的最后一个轮子，只把自己看做是一部机器。”他和萨洛蒙可能并不喜欢阿姆斯特丹，但是如果内森让他们待在那里的话，他们便会照做。即便萨洛蒙请求回法兰克福—他在之前3年只在法兰克福待了3个星期—看望他的妻子或出席他孩子的洗礼，都被内森认为是不合理的；第二个请求被批准的前提是萨洛蒙在法兰克福待一天后便要回到巴黎，而且在法兰克福期间还要参与整理那里的账目。内森只关心一件事：生意。“你所有的来信，”萨洛蒙厌烦地抱怨说，“都是付这个钱，付那个钱，发送这个，发送那个。”

自从1811年以来……哪里的业务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如果今天西伯利亚需要我，我就会去西伯利亚……请帮我一个忙，不要再给我寄让人不快的信件。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小旅馆里，经常在一支蜡烛的昏暗光线下，等待他弟弟的来信。而读完信，他并不是满心欢喜地上床睡觉，而是极度沮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年轻时的欢乐已经离我们而去；不幸的是，我们还要跟它们说“晚安”。我们的胃口如此的差，再难享受到饕餮美食的快乐。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远离了我们。我们应该放弃通信的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