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甚至向基佐提议，蒙庞西耶应该宣布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但是，安东尼焦虑地报告称：“基佐认为我们一直在跟他对着干，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必须多么小心谨慎……我向你们保证，我非常忧虑—法国人不想战争，也不能开战，但是他们让形势变得如此糟糕。”实际上，纳特不愿意将列昂内尔的来信转交给路易·菲利普，因为其中明显包含了巴麦尊所说的强硬词句：

我们叔叔支持英法同盟的理由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巴麦尊勋爵担心，万一西班牙女王中毒（身亡），万一她没有任何后裔，万一女王的某个继承人为了王位不让她的女儿生孩子，那么现在的西班牙国王将会与蒙庞西耶公爵爆发冲突，勋爵了解什么将给我们的政治家带来恶劣的影响，让他们相信巴麦尊勋爵……跟你讲了一堆废话—我非常不幸地成为传递这类公文的信使。

到1846年10月的时候，詹姆斯已经非常悲观，他预测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将可能在任何时候开赴西班牙，而且也担忧英国增加军舰的消息。当他在29日看望基佐时，他被确切地告知，法国不排除蒙庞西耶将来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可能。局势的最低点出现在詹姆斯寻求支持诺曼比的决定时，后者决定在蒙庞西耶从西班牙回到巴黎时，不参加他的欢迎仪式。如纳特报告的那样，基佐“非常生气……并告诉他，鉴于自己所处的境地，他坚持对他（詹姆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詹姆斯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我担心这里与英国之间的所有外交沟通渠道将被打破，这里的政府准备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以前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强硬的政府。我认为，即便现在的举动导致战争爆发，他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便他向他的老朋友、比利时国王寻求帮助时，他得到的依然是“冷冷”的接待。

英法之间的这种公开冲突，不可避免地让海峡两岸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阿方斯对巴麦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当列昂内尔于1847年年初造访巴黎讨论英国事务时，他嘲讽地问道，是否法国的政策应该“要谦恭地亲亲英国狮子的脸颊”。差不多同一时期，前往法兰克福的汉娜尴尬地发现，安塞尔姆和卡尔都站在了法国一边。“我不时地与我们的朋友爆发口角，”她跟列昂内尔说，“尤其是安塞尔姆，他是基佐的狂热支持者。”安塞尔姆也对詹姆斯充当调停人不愉快的经历进行了评价，他建议叔叔“不要在伟大的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掺杂进个人因素”。

每个人都担心的战争最终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在19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外交领域中经常可见。到1847年2月底，詹姆斯报告说，西班牙事务已经非常妥善地解决了：“奥波尼此刻和我在一起，他说现在即便想象战争都是多虑了。诺曼比邀请他和基佐在周二探访他。因此和平将在一杯香槟中达成，我和我的妻子将见证那一刻，感谢上帝。”但是，在香槟酒的软木塞还没拔出来之前，巴麦尊又找到一个新的争议话题：希腊拖延支付英国持有债券的利息。这是另一场英法“口水战”的开始，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再一次充当了不情愿的信使。“基佐告诉男爵，”纳特于1847年4月厌烦地报告称，“如果英国打算针对这一愚蠢事件大吵大闹的话，那么她将独自面对希腊……（基佐）将能够拒绝恭维，然后让他的国家进入一个让人担忧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要以这样的条件重复这一点。”

此外，即便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没有出现过，但是出现了第二个危险—这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些忽视的危险。在19世纪40年代，如此多的欧洲国家背着赤字运转的趋势，对它们的银行家来说，不仅意味着利润丰厚的好生意，而且也标志着这些国家中出现了基本性的政治不适。实际上，军费开支并不是造成19世纪40年代各国财政赤字的唯一原因。我们将看到，各国对于铁路建设的补贴，以及税收不景气甚至下跌—经济低迷的一个副产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足地将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添加到他们的客户名单中，他们也能够为此举获得的外交影响力而恭贺自己。比利时与叙利亚危机实际上证明了一点：谨慎地操控欧洲国家的财政便可以避免战争。但是金融力量也不是绝对的，毕竟，它受制于欧洲国家的内部稳定。当这点难以维系时，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证明与那些财政受他们控制的王子和大臣一样无能为力。七月王朝最终垮台并不是因为一场战争，而是因为一场革命；而对于革命，巴黎周边的防御工事形同虚设。

他们把魔鬼套进了缰绳！

艾兴多夫，《因科尼托》

我了解这些银行家是如何思考的。他们追逐的是获得最快利益的机会，不是那些他们必须埋头在投资组合里8个月的事务，不管它（的利润）多么好。

卡西米尔·勒孔特

184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