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她觉得有必要详细地描述铁路的优势，尤其是向年青一代解释清楚，他们可能一直拿铁路不当回事。但显然情况并不是如此。实际上，汉娜曾就自己“洋溢”的言辞跟列昂内尔道过歉：“我感觉自己破坏了你的耐心，你会说我是铁路的狂热分子。”我们可以确切了解到，他的弟弟纳特对铁路的看法刚好相反：1848年他不愿与列昂内尔在加莱碰面，因为“坐火车让我头疼欲裂，我真的很难下定决心摇晃30个小时”。为何汉娜似乎是英国罗斯柴尔德成员中唯一的铁路“热心人”？在内森去世后40多年，迪斯雷利在小说里暗示，内森（书中人物“纳沙泰尔”）预测到不可避免的萧条，这使得第一次铁路投资热潮戛然而止。但是内森在这件事上并不是因为害怕风险，更多的是他更乐意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生意，即政府和商业金融。在这点上，他提供给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的建议值得重复一下：

“如果我听取提交给我的所有方案，那么我很快就会毁了我自己。坚持一宗生意，年轻人，”他对爱德华说，“坚持做你的啤酒厂，你或许会成为伦敦最大的啤酒商。做一个啤酒商，做一个银行家、一个商人或一个制造商，你很快就会出现在报纸上。”

尽管无法证实，但内森有可能是在1825年吃了大亏，他投资的矿产公司最终让他赔了一大笔钱。也可能是他发现英国的铁路是一个黄金机会时已经为时太晚；但这并不可能。实际上，这类推测性的解释可能全部站不住脚；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伦敦，英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对国内工业缺乏兴趣并非不可理喻。简单地说，伦敦大银行占绝对优势的商业以及海外定位—只有格林银行例外—使得它们不愿意参与铁路建设。同时，铁路公司能够非常容易地直接向公众发售股票和权证—有时甚至在他们获得议会认可之前便能够售出股票—这使得银行介入或多或少显得多余。我们从列昂内尔作为奥地利领事发出的报告中得知，他关注着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海运蒸汽动力所带来的几乎同样具有革命性的冲击。但是从这些通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列昂内尔与他的兄弟们主要的兴趣在于，在英国试用以及测试过这些发明以后，将它们出口到别的国家。而确实需要银行服务的英国工业，倾向于找本地的股份制银行，而不是找伦敦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兴盛。

形成对比的是，在法国，巴黎所谓的“实业银行”对工业投资不像伦敦银行那么小心谨慎。从19世纪20年代起，组建新型金融机构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这些机构庞大而且野心勃勃，足以承担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最著名的就是挖掘海底隧道的工程。但是很多项目，比如拉斐特在1825年主导成立的机构，是出于反对政府的需要。法兰西银行对创立股份制银行尤为存疑—因此采用了“机构”这个词。詹姆斯对股份制银行的态度也是如此。1837年，拉斐特再次提出他的1825年计划，提议成立一个“机构”，通过出售股份募集2.5亿法郎的资金；对此，詹姆斯表示怀疑。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佩雷尔家族试图成立类似的机构挑战传统巴黎银行业结构时，詹姆斯同样心存疑虑。1835年之前，詹姆斯并不比内森更乐意扩大自己的金融业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