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政策的微妙转变在19世纪30年代初露端倪。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与内森为了为西班牙贷款争取更好的抵押品，最终控制了阿尔马登的水银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直接组织采矿业务。他们所买的是一种垄断权，即西班牙的水银一提炼出来，其销售便由他们垄断。但是，这种冒险的成功激励了几兄弟—尤其是萨洛蒙—试图与其他政府达成类似的安排。比如，取得奥地利控制的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希亚水银矿的垄断权，显然是阿尔马登交易的后续。此外，他们更多地直接参与金银提炼以及铸币业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尽管直到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和50年代（在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正式参与这一产业。

作为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很自然地对制造金钱颇感兴趣，而且经验丰富。可以这么说，他们对任何加速欧洲通讯的技术创新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他们对于金融和政治消息快速传递的传奇热情所致。铁路在人类沟通方面无疑代表了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初设想的情形相比，显得没那么激动人心。即便从19世纪30年代最好的情况来看，要缩短一封信从法兰克福到伦敦的传递时间，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来铺设足够多的铁轨。而且，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兴趣的是传递中的信件和金融文件，他们相对于商人、实业家或常年奔波的人来说，从铁路发展中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商人或实业家寄望铁路运送大量的商品，如煤炭和粮食，而常年奔波在外的人，则将铁路当成更便捷的交通方式。无论如何，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利用火车传递邮件时，铁路给他带来的优势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他们的竞争对手同样可以利用。

因为这点，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铁路发展的兴趣必须从金融而非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让内森的兄弟感兴趣的—精确一点讲，让萨洛蒙和詹姆斯感兴趣的—并不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旅程将更加舒服，尽管他们对此也确实期待。他们感兴趣的显然不是经济史学家赋予铁路的“功绩”—大量的“社会剩余”，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认为铁路不仅能提高市场对煤炭、钢铁和蒸汽机的需求，而且还能整合地方商品市场，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吸引罗斯柴尔德兄弟的是铁路金融的短期利益；尤其是向公众发行铁路股份所赚取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