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赔款支付的角度说，巴黎陷入内战是一个挫折，使金融活动几乎都停滞了。不过，这也有补偿。巴黎发生的事件可以被看成是对所有国家政府的一种威胁，并对“迦太基式的和平是一种不明智的和平”这种说法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另外，一旦在正规军中重整了军纪，政府就有机会“摆脱那帮为非作歹的人，那些一直威胁着社会、但是实质上胆小如鼠的垃圾”—为“法国和全世界清除所有的垃圾”。很显然，阿方斯也对这些造成流血周最根源的巴黎的“危险阶级”充满了深深的憎恶。

还应该再加上另外的一条好处：公社的失败巩固了梯也尔作为总统的地位。但是，这真的能带来什么好处吗？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个不解之谜是梯也尔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关系的性质。初期的时候，阿方斯把梯也尔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似乎也很高兴把他看成是“局势的主导者”；而且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巴黎保卫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时间，他坚定地站在梯也尔和温和的共和派的后面，成为了他们的坚强后盾。对于阿方斯来说，梯也尔似乎是能够调和倾向共和的巴黎与那些支持君主政体的外省之间矛盾的唯一人选。“我们的朋友”是罗斯柴尔德，这是没有带任何感情内涵的委婉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阿方斯对梯也尔所持的保留态度不久就重新露出了端倪。不管怎么说，梯也尔在路易斯·菲利普的那个时代与阿方斯的父亲关系处得并不好；而且很显然，这位老人让罗斯柴尔德的孩子们感觉并不舒服，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跟他谈话真的很困难，”在他们的一次会面之后，阿方斯这样抱怨道，“特别是对我这样很小就认识他的人来说。”阿方斯对梯也尔只是有一点害怕吗？阿尔弗雷德注意到他“非常害怕拜访这位领导着伟大共和国的小总统”。最常见的情况是，阿方斯通过批评梯也尔的独裁倾向（特别是针对法兰西银行）或者是他对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的热衷，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不满情绪。“一位尽管有庞大的身躯，但是总能从我们的手里逃脱的普罗特斯”是他给出的奇特的结论。早在1871年，阿方斯就预言道，如果梯也尔要倒台，最有可能接替他的就是德奥梅勒公爵，这也就意味着转向了奥尔良派复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