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选出了新的自治政府之后，公社—这个名字不由让人想起1792年—不久就落入布兰科分子和雅各宾分子的掌握之中。战斗在4月初爆发，而且另外一次全方位的围城行动不久就再次进入实施阶段。从那些破碎的历史手稿中可以发现，公社在5月1日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恢复了过去各种各样的做法，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一次，革命者不是恐怖的制造者，而是恐怖的受害者。在结束于5月28日的流血周期间，大约两万人死于非命，其中半数是被捕的公社社员，他们被迫列队站在临时“刑场”上，随着军队指挥官的口令被射杀。

对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公社的出现被证明是在整个1815~1940年期间出现过的对他们财产最具威胁的事件，如果说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的话。3月26日，阿方斯通知居斯塔夫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但是他自己却仍然打算留在拉斐特大街。然而，4月1日，在他去看过他的兄弟后返程的路上，火车司机警告他，公社已经通知切断与凡尔赛的交通，而且他将要乘坐的火车是入城的最后一班车。他随即下车返回了凡尔赛。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他继续回到市中心，他可能就会被当成人质处死，而且毫无悬念，肯定会在19世纪最残酷的街头战斗中被抓获。非常万幸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办公室和住宅侥幸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让阿方斯松了一口气的是火车北站也没有遭到太严重的损坏，不像法兰西银行和财政部那么惨不忍睹。当阿尔弗雷德在6月下旬到访巴黎的时候，他还满心欢喜地这样报告道：

房子上到处都是累累弹痕，但是只有吸烟室顶上的天花板被敲掉了一个角，而革命留下的唯一纪念是一把流氓当时准备用来给房子刷什么东西的刷子，以及这些流氓被以各种姿势永久定格下来的各种兴高采烈的照片。

尽管如此，费迪南德还是对这场危机给其堂兄弟的身体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震惊：当他8月在巴黎碰到阿方斯和居斯塔夫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看上去满脸都是“痛苦的绿黄”，这次会面是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偷偷摸摸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