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聿

意大利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在1348—1351年间创作的《十日谈》（Decameron）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发表后蜚声文坛，大获成功。此后，他又在20年的时间内，用拉丁语陆续写出了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女子传记文学作品——《名媛》（De Mulieribus Claris）。作者精心收入书中的106位女子既包括堪为楷模者，也包括恶名昭彰者；既包括神话传说人物及历史人物，也包括当时的现实人物，形象地反映了中世纪妇女观向近代妇女观的演变。这些传记本来是为拉丁文百科全书撰写的，汇集成书后，立即大受欢迎。薄伽丘生前一直在对这部作品披阅增删，使它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读物之一。

《名媛》是薄伽丘1361年夏天到1362年夏天在故乡契塔尔特完成的。薄伽丘说，启发他写此书的是被他奉为尊师的大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的《名男子传》（De Viris Illustribus）。薄伽丘采用了“著名”一字的宽泛含义，“将因任何行为而闻名世界的女子均称为（西方）名媛”，所以此书并非单纯歌功颂德之作。薄伽丘在书中收入不少以恶德闻名的女人传略，他认为：“赞美可嘉壮举，间或强烈谴责罪恶，这不仅能激励高尚者去追求荣誉，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恶人的为非作歹。”阅读此书，我们不但会诚心叹服作者洞悉世情、勘破人性的能力，而且会掩卷深思他在书中发表的议论，它们饱含睿智，褒贬分明，讴歌美德，鞭挞罪恶。

薄伽丘将古希腊、古罗马的非基督教女子收入《名媛》，意在填补空白，因为当时“尚未出版过任何专门赞美异教女子美德的书籍，尚无任何人有此打算”，而她们的懿行与业绩也值得褒扬赞颂。全书人物可大致分成四个系列：

（1）从夏娃及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开始，然后是6个异教女神（第3章到第8章）；

（2）34个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子（第9章到第42章），她们或是传说人物，或为半人半神，并以《圣经》人物尼考拉（即示巴女王）结尾（第43章）；

（3）以年代为顺序的、有据可依的历史人物（第44章到第100章），其中包括亚他利雅和米丽暗两个《圣经》人物；

（4）收入的最后六个人物则都属于中世纪初期及中期。

从薄伽丘叙述的内容看，他的资料来源除拉丁语《圣经》外，显然还包括里维、老普林尼、普鲁塔克、奥维德和维吉尔等许多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此外，他还可能参考了中世纪作家的著作及同代人写的编年史。

《名媛》反映了薄伽丘的妇女观，其中虽仍有中世纪传统思想的烙印，但已经显露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一方面，他仍旧认为女子在身体和智力上不如男人，天性执拗、吝啬小气、胆怯多疑、淫荡贪婪、好逸恶劳，因此，他对女性的最高赞誉也只是说她“像男子一样”，或者说她做出了大多数男子都无法完成的业绩。这反映了中世纪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也是他同代的男人普遍的妇女观。但另一方面，薄伽丘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对女性的流行偏见，更加注重赞美女性的智力成就、文学成就、高尚道德和创造力，例如他赞美女子发明了农业、纺织和文字，赞美女诗人、女画家，赞美女子在艰难逆境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忍精神，赞美古代社会当权女子的文治武功。这些无疑都是文艺复兴初期拉丁文学奏出的崭新音符。

《名媛》带有鲜明的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文学色彩。彼特拉克以后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作家的作品以雄辩的词句和严谨的语言，寓道德训诫于篇章词采之中，而历史著作中则包含着智慧和高尚美德的众多先例。因此，深入研究古典文学和历史，会赋予当时的意大利社会领袖们雄辩的口才和明智的思维，会为他们提供道德范例，从而使他们正确地行使权利。在书中，薄伽丘十分推崇古罗马人的美德，即他们的自律自尊、雄辩口才、爱国精神、自我牺牲和英勇作战。这些正是人文主义者希望在当时意大利社会复兴的品质。他们认为：高贵并不完全来自出身门第，而是来自美德，即高尚的言行。这一时期，薄伽丘的《名媛》最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

薄伽丘遵循了古典传记作品的体例，大多先介绍西方名媛的姓名、父母和门第，再列举其出名的理由，然后以叙述的方式，详细解释其成名过程，但并不一一罗列史料来源，一是他并不全都赞同史料的说法，二是为避免枯燥，便于生发。薄伽丘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巨匠。他这些传记作品看来并不重在叙述历史，而更像是以古为题，阐明对人情、人性、人生及人世的见解，并以古为鉴，针砭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时弊，其中不乏精彩的议论，或弘扬正义，或揭露恶德，即使今天读来也堪称佳作。但若以今天的观点看，有些说教也显得陈旧甚至牵强，令现代读者难以苟同，而这又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薄伽丘非常善于组织和剪裁史料，突出激烈矛盾中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冲突，尤擅以人物的自我剖白直接揭示人物性格（例如第55章维图里娅、第100章齐诺比娅和第105章卡米奥拉的大段独白），使叙事更富于情节性和戏剧性，以写意的手法描绘了西方古代名媛的一幅幅肖像。薄伽丘是叙事高手，其铺叙和议论比史料来源更生动曲折，更富于细节，而其中是否包括了他的想象与生发（这很有可能），尚待研究。

《名媛》自问世后，六百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始终牵动着各阶层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不但有了上百个手抄本，其拉丁文本也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其中包括14世纪末由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好友阿尔班查尼翻译的意大利文译本，15世纪初由劳朗特·德·普莱弥法特翻译的法文译本以及和由海因里希·施坦霍维尔翻译的德文译本。1440年前后，出现了它的中古英语译本，包括其中21个章节的内容、绪言及结语。1494年和1528年它有了西班牙文译本。16世纪后还出现了它的另一种英译本及另外两种意大利文译本。1473年，约翰·蔡奈尔印刷所将《名媛》拉丁文本首次印刷成书。1539年波恩的玛西亚斯·阿皮亚琉斯出版的拉丁文《名媛》，是它在16世纪唯一完整的版本。1967年，扎卡里亚根据拉丁文原文影印件整理出版了《名媛》拉丁文全本。

通过后人的整理、翻译和引述，《名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波及了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例如，早期英国文学名家乔叟（Jeffery Chaucer，1340—1400）在他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创作于1387—1400）第22章里，就使用了《名媛》第100章《巴尔米拉女王——齐诺比娅》的大部分素材，甚至包括逐句的翻译。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科利奥兰纳斯》?（1607）也使用了本书收入的罗马贵族妇女维图里娅事迹的题材；他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中的情节也有本书第13章《巴比伦少女——提斯柏》爱情悲剧的影子，不知他是否见到过薄伽丘的这部作品或其译本。后世作家也纷纷效法此书体例，写出了不少同类作品。正因如此，这部《名媛》才堪称西方女子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因此，本书可以使读者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并更全面地了解薄伽丘的文学创作成就。读者可以看到，在《十日谈》中犀利诙谐、插科打诨的薄伽丘，在这部《名媛》中已俨然是一位讴歌人类美德和正义的基督徒。同样，作者用拉丁文写就的《名媛》，其典雅风格也大不同于用意大利托斯坎俗语写成的《十日谈》。此外，《名媛》对古希腊罗马及古埃及神话中众神的关系和事迹的描述，也与西方流行的说法多有不同，因此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照比较，后者以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希奥德的《神谱》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为代表。

2001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