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明修考证栈道，暗度索隐陈仓，说详下。

考证是一门相当艰深、繁重、枯燥的专业学问，曾一度被讽为烦琐考证而备受冷落，如鲁迅揶揄他们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阿Ｑ正传》），王国维论红学也力排考证。

但红学亦不可无考证。当年胡适首次将考证引入红学，与索隐派针锋相对，确证了曹雪芹的著作权，从而埋葬了旧索隐派，创立了考证派。足见真正的考证必是要反索隐的。

后来者不然，索隐派自封考证，考证派误入索隐。因此对考证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张爱玲、欧阳健等红学家对曹学、版本学进行的正当考证；其他那些以秘史（隐史）为本务的则是索隐。

胡适对考证提出十字箴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真的考证必须严谨，以客观求证为要。假设仅仅作为起点，在经过问题与材料的研究之后，要经受许多诘问，发生许多改动。

索隐派只知“大胆地猜测”，却懒得去“小心地求证”。它以猜测之见先入为主，主观先行，考证靠边，由猜测到猜测，以猜测冒充考证，以考证迁就秘史，好比一连串猜测堆砌起来的豆腐渣工程。这种东西泛滥，势必助长虚骄浮躁之习气。

索隐派的反面教训是，考证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国学根底以及科学的实证方法基础之上，它有三条军规：一不能把假设当结论，二不能把小说当信史，三不能用秘史篡改小说。

对于一般学者和广大读者来说，考证是禁区。我们普通读者只求其结果与结论，而不必过问或参与其过程与细节。因为阅读和鉴赏《红楼梦》并不需要考证。至于索隐派侈谈考证，那是它以假乱真，挂羊头卖狗肉。一位圈外的有识之士说道：

“回到文本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把小说当小说，才能获得阅读的乐趣。对愿意读《红楼梦》的人来说，首先要把那些考据、附会的东西全部拿掉。”（《蒋勋说红楼梦》（第二辑），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