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造就一个非常不同于现在的欧盟。诚然，联系各国的政治协议仍然有效，各国仍奉行同一个外交政策，接受同一个欧洲法庭和法律的管辖。但一些经济协定将会成为一纸空文（例如《稳定和增长公约》）或降低执行标准（例如欧元区货币联盟），未来新签署的协定不一定将所有成员国包括在内，半数以上的国家将只具有次等成员资格。

到那时，外部因素将会介入。俄罗斯看到它的前卫星国在欧盟内部被边缘化，或许会设法增强和它们的联系，并最终将其重置于自身势力范围。同样，美国也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加深同东南欧边缘国家的关系，以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尤其法德两国，现在偶尔会对美国外交政策唱反调。在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期间，意大利、波兰和罗马尼亚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如果抱有类似政策方针的政府入主华盛顿，这一幕将再次重演。

由意外经济事件所引起的政治变动，将只会在欧盟内部增加紧张情绪。最终，一些较穷的成员国或许会决定自主行动，以达成其经济目的。这些国家的贸易谈判目标或许与其他成员不同，不愿意再以整体模式进行谈判。例如，在当下的世贸组织谈判中，德国和法国希望为其保险、地产和金融服务公司打开外国市场，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更想推销其工业制品和农作物。可以想象，德法两国的立场在欧盟代表的谈判中会占有更重要的分量，急切追求经济增长的东欧国家虽然不想放弃西欧市场，但也不想继续被西欧代表。

综上所述，就是当前各种势头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的局面。当然，这些预测涉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中途或许会有变数发生。二三十年时间足够使一个经济体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基本制度还是教育、基建、科研等长期投资。前提是，一国在政治上必须有这种意愿，并具备足够的延续性，该国领导人和民众需要察觉风险、抓住机遇，并且在政党更迭之后尽力维持既定方向。

比方说，一国如想提高劳动力素质，仅维持几年的教育投资是不够的，必须连续投资16年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才能看到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革命性的科研项目需要多年时间开发，当有了重大发现后，还需要更长的年头—通常是一二十年—才能转化为商用，当然，它们的回报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