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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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6月7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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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须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