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9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但在10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具、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仅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而且，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但不要认为这纯粹是妄想狂和市场狂。任何一个社会从来不曾生产、共享和交换过为数如此巨大、种类如此繁多的货物。如果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勤劳和技巧，则彼此之间所能增进的利益，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虚荣、幻想和贪得无厌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取得的成就，终于把瑰丽的外貌毁坏殆尽。在1929年到1932年期间，紧接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物价惨跌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减缩，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使贸易普遍紧缩。各国纷纷实行关税的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这次总危机又带来了尖锐的金融危机，使国内信贷陷于瘫痪。破产和失业遍及全球。麦克唐纳政府曾提出过种种的诺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对着一百万到将近三百万人的失业，弄得他头昏脑涨。据说在美国，失业的人数达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整个银行业，已陷于混乱并顷刻崩溃。其造成的灾祸，波及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过在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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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攻击资本为其基础的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保持对于像英国那样岛国的高度人为的经济所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应付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甚至不能运用党的纪律或采取必要的有力行动来使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而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工党政府应付这次风潮的失败，英国财政信用的突然崩溃，自由党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联合政府的产生。看来只有由各党组成的政府才能应付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本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力图引导工党群众拥护联合政府。鲍德温先生一向认为，只要他保持他的权力，别人尽可以担任官职。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旋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