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显然不能让现代那些希望找到简单答案或者结局的思想家们完全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尔凯郭尔（延伸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鲁克有关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和一个由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理念），人们必须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不和谐音”，或者说是容忍无法解决的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无法解决的张力的根源：就此而言，这是作为一个肉体之人来生活与去理解这一存在之局限之间的张力。

德鲁克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体现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理念中的三个主要元素：

1. 个体的重要性，该个体对一种更高力量（基督教的上帝）负有责任，并要有所交待

2. 精神王国和物质王国之间的鸿沟

3. 信仰能够摆脱绝望、解决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主题贯穿了德鲁克的所有著述，但是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以及“不够时尚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意识到尽管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能够缓和存在主义的个人的绝望，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宗教确实能够给个人的绝望及其存在主义式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对于众人的绝望却无能为力。”面临一个失效的社会时，个人会去宗教以外的别的领域去寻找意义，“西方人——事实上，当今整个人类——都不准备弃绝这个世界。事实上，人还在孜孜以求尘世的救赎，如果他认为确实还存在救赎可能的话。”如果工业社会不能为个人提供意义和地位，而且让个人感觉不到尊严和礼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起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甚至包括极权主义。当工业化推动美国不断地走向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工作时，德鲁克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工业人取代了过去的经济人，成为个体实现自我的模范。

德鲁克坚信，宗教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不可能为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提供意义：

基督教和教会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宗教性的社会解决方案的。时至今日，它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个人一个私密的避难所，让他们能够一个宗教中寻求庇护。它们不可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区。个人的宗教体验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具有极大的价值；这种体验也许能够让个人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也许能够给他一个个人化的上帝，让他获得对自身职能和本性的理性认识。但是，宗教体验不可能重新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使社会和社区生活变得合乎情理。即使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到今天也持有像克尔凯郭尔这样极端的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比如，认为上帝是全然个人化的，是无法转换给别人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的体验，这种体验特别强调自身的分离感和孤独感，还认为整个社会陷入了绝对的非理性之中。

三十年后，在1969年（再）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序言中，德鲁克再次强调了他关于宗教属于个人领域而不是社会领域的观点：“作为对所有形式的社会的批判，宗教如果不能放弃其真实的王国即一个只与上帝在一起的灵魂王国，那么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社会的，甚至也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社会计划。”

对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德鲁克的“新社会”通过大型组织中的公民身份为个人提供自由和平等。

精神和物质王国。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离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自我救赎，以耶稣为楷模或者只是以好好工作为基础来追求人生也没有什么价值。物质世界就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无可救药。

德鲁克也深信与上帝分离的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跟克尔凯郭尔一样，他鄙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建立在好好工作（德鲁克称之为“合乎伦理道德的概念”）的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这样一条道路最终指向的不是“包裹着极权主义的糖衣”就是“纯粹的感性主义——这些人认为靠着善良的意图，邪恶能够去除、和谐能够建立。”人是不完美的，俗世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成为天上的乌托邦。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信仰是能够治愈这种意识所带来的绝望之唯一良药：

所谓信仰就是认知到人是一种被创造物——人并不能自治，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不是结局，也不是中心——但是，需要负起责任，同时也理应自由。要明白人本质上的孤独感是能够获得解脱的，当然这需要确信上帝永远与人同在；甚至“直到我们濒死时刻，”上帝也与人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