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是赫尔岑的一句著名谶言。我没有读过它所处的文章，又查不实这句话的上下文，但我想，无论上下文如何，无论将“成吉思汗”作为暴政之象征是否符合史实，这个短语都是意味深长的。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多把成吉思汗当成暴君的代表，赫尔岑是俄罗斯人，想必更倾向于这种评价。成吉思汗杀人如麻，但中国人更熟悉的，是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印象又是一种了。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睢景臣写高祖还乡，“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这种反皇权的曲儿，还有更多的嘲谑、谩骂且语涉政治的作品，在元代遍地皆是，换个朝代您试试？蒙古人对文事不太留意，懒得管你说三道四。就算是有人管，你是愿意对方深通文墨、心思细密呢，还是愿意对方“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呢？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诗经》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