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心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所写：“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里，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