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前，凭借一本论述伦理行为的书《道德情操论》，他已经在1759年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随着书的销量迅速增加，他以“哲学家斯密”的名义而为人所知。《道德情操论》遵循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正如科学家探索太阳系的起源一样，亚当·斯密探索的是道德认同和不认同的起源。

首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何能够对满足他人的需要作出道德的评判呢？毕竟，每个人立足于自我体系的中心，就像太阳处于九大行星的中心一样。太阳会关心较小的行星在想什么吗？亚当·斯密在这种似乎矛盾而又可能正确的悖论中痛苦挣扎，他反问自己：如果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每一个城镇并不像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描写的那样处于道德败坏的自然状态？霍布斯极力主张：直到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的生活一直陷于“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的状态。

最终，亚当·斯密编造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他说，当人们面临着道德抉择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以认真地思考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不是简单地顺从自我利益，而是听从这个想象中的观察者的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作出的决定乃是基于同情，而不是自私自利。

许多批评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家只会假设自私的动机，只会关心成本和收益，并且对人类更为高贵的一面视而不见，以此来诋毁他们。他们声称经济学家是道德上的侏儒。这种攻击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对的，但不适用于亚当·斯密。不仅仅是意识到了同情和情操，在整本书中，他都在论述这些情感。而且，《道德情操论》指出的许多概念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才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详细阐述。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是指良心，当人们不听劝告时，良心可以阻止人们不采取某些行动，并且产生罪恶感，这与亚当·斯密描述的旁观者的角色差异并不大。

随着亚当·斯密的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传播，他的声誉急剧上升。家境富裕的学生离开他们在法国、瑞士和莫斯科的学校而来到格拉斯哥大学注册上学。我们可以想象亚当·斯密来到了20世纪，出现在电台和电视的谈话节目中，为他的书作宣传。假定他有习惯性的健忘症，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给人带来愉悦的嘉宾，特别是当他穿着睡衣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中时更是如此。亚当·斯密肯定不满足于被锁在象牙塔中。在格拉斯哥，他与城镇居民和大学师生都有来往，并且约见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在政治经济俱乐部，他尝试着弄明白商人到底是怎么经营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学到了不要信任商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