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在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利用锡的新机遇，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经枯竭，至于两种原因中哪一种造成锡资源更加紧缺，对我们的影响不大，没有多大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全部情况是，他们以前一直在使用的一部分锡，目前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利用，既然如此，结果就是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绝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在哪里……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一新的需求，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的需要上，同时只要意识到由此产生资源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这不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还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和锡的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锡制品的供应与锡制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在那些有助于提供这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一点儿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切。

引自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的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话宣扬了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这句话不断地被加以重复，大人物发表演说时也反复地念叨。要说这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文明是通过扩充那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重要活动的数量而得以进步的。”通过我们并不理解的符号和信号，我们充分利用了他人的知识。

哈耶克也应用他的“无知论”，攻击经济学基于完全利他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最权威的专家。对于满足自己欲望的替代性选择的效果，其他的人不会更了解，也不能够作出更好的判断。因此，人们应当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寻求去做“公益”，他们必须像了解他们自己一样了解其他每一个人。吉尔是一位圣洁的女子，她可能爱杰克，她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那么她如何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对他想要的东西作出何等的评价呢？假设吉尔和杰克都是利他主义者。吉尔正在出售她的住房，因为她爱杰克，她想把房子卖给他，售价只有10万美元。因为杰克爱吉尔，他不敢付这么少的钱。他出价20万美元。她拒绝了并且提出可以接受11万美元。对于她拒绝了他的礼物而受到伤害的杰克坚持要付21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种讨价还价会在哪一个价位上结束，而这恰好是哈耶克想要表达的观点，因为没有人确认他们对这个房子的估价是多少，市场信号就不会出现，社会就丧失了分配稀缺资源的能力。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倒是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要比他真正地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所带来的效果还要好。我从来不晓得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进行交易的人为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

哈耶克的逻辑是受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米塞斯在1920年主张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完成构建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所有计算。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者，该学派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并对数学模型极为怀疑。因为米塞斯相信经济原理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对基于真实数据的模型持反对意见，他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受人追捧。现今，新奥地利学派尝试着要扩展他和他的在维也纳的老师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的研究。

米尔顿·弗里德曼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传统。如果你拿起他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你会在封面上看到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的照片，这支铅笔可没有标志他是一个写书匠，而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一个象征。弗里德曼认为单个人不能制作出一支铅笔，就算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行。石墨来自斯里兰卡，橡皮擦是用印度尼西亚菜籽油和氯化硫做的，木头产自美国的俄勒冈州，而组装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成本只有10美分的铅笔是一个国际市场分工合作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