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亚当·斯密从没有作出过单有分工就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财富的保证。制造商、供应商、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自由贸易还是不可或缺的。如果10 000枚扣针因为贸易限制和高额的运输成本不能进行交易的话，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制造商每天可能只做20枚，或者也许1枚也不做了。再者，分工会在城镇之间而不仅仅是在工厂的工人之间发生。某些城镇可能会走专业化的道路，这就好比专业化的个人所能做的那样。美国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或许生产小麦，而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则生产计算机。重点在于，如果市场扩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地区与贸易之路连接起来的话，一个国家的财富才会增长。

考虑一下1750年时的美国。在东部沿海的商船航线上，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货物运输相对顺利，然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殖民地移民不得不靠自给自足来维持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移民类似于一位必须自己切割、打磨、镀铬和送货的扣针工人。在美国，随着河道和陆路交通路线的开发以及货运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城镇被吸纳到一个共同市场中，从而增加了单个社区和整个国家的财富。事实上，因为海运业建造了更安全的船只，并开发出更好的导航技术，从而压低了横跨大西洋的航运成本，这在18世纪振兴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是打败海盗都要归功于国家的富裕。

爱默生式的自力更生可能是美国国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钱包还是鼓不起来。

在呼吁自由经济的同时，亚当·斯密坚持认为，如果英国从另外一个国家购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在英国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英国会从这一贸易中获益。英国人可能不喜欢法国人，但如果一瓶法国白葡萄酒的成本为1英镑，而在英国相同一瓶酒的成本为2英镑的话，英国再去生产葡萄酒就成傻瓜了。法国在葡萄酒上具有“绝对优势”。当然，如果法国葡萄酒的成本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再去购买法国葡萄酒就成傻瓜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很好理解，即如果英国利用资源能够生产出比法国成本低的羊毛，为什么还要浪费稀缺资源用于生产比法国成本更高的葡萄酒呢？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只应当进口那些别的国家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请记住亚当·斯密的主张，因为之后大卫·李嘉图展示了真正的才华，他把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加以修正，并且用来说服之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那就是：甚至当其他国家没有进行更便宜的生产加工时，国际贸易也会让一国富足。）

利用亚当·斯密的大衣进行举例说明，他召集了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各色劳动者：牧羊人、羊毛分拣工、羊毛梳理工、染色匠、纺纱工、织工、商人和水手（假定他的大衣衣料是进口的），这些人使他可以保暖这件事变成可能。最让人吃惊的是，那些工人彼此不必认识，也不必认识亚当·斯密，或者不必知道为什么他想要一件大衣。所有他们应当知道的就是放羊或者染色的工资高到足够让他们觉得值得出这份力气，也就是说，某个人愿意因为他们有助于成衣的完成而给他们支付报酬。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哈耶克进一步采用亚当·斯密的主张，指出信息分散是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没有哪个中央计划者可能收集到决定是否社会应当为亚当·斯密生产一件大衣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即使他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情况也会改变。但市场价格体系会告诉人们所有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哈耶克在下面一段文字中使用了锡作为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