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戴着亚当·斯密头像领结的那些人一般信奉以下内容：限制政府的规模，减少社会福利方案，减少政府的价格管制，减少联邦干预，并对当地政府事务提供援助，自由市场本身就能提供大部分的国民生活之所需。当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时，据说他的首席经济顾问跟他开玩笑说：“不要只是站在那里。有些事情要放松管制。”虽然解除管制的趋势开始于1978年卡特政府签署《解除空运管制法案》，但里根政府加快了这一步伐，把天然气、石油和航运价格留给“看不见的手”去指导，同时废除了卡特时期的工资和物价管理办法。

尽管里根首战获胜，但当势力强大的海事、货运和建筑业利益集团开始与政府进行斗争的时候，解除管制的努力就变得软弱无力了。1983年，美国政府解散了由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带队的解除管制特别工作小组。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之后，解除管制的这群人发现在莫斯科取得的进展比在华盛顿还要多，更值得欢呼喝彩。例如，有线电视业发现美国国会在管制它，之后又解除了对它的管制，完全取决于选民对他们的有线电视收费愤怒到何种程度。可是，银行业成功地争取到了与证券公司结合起来的新自由，随着私营部门首创了革命性的互联网，联邦政府已经多半成为一个局外人。通过取消对许多部门的限制，并将它们置身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政府强迫美国的公司变得精干和强壮，这种特性对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很有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公司还没有为面对如此可怕的竞争者作好准备，因此，美国的公司获得了世界市场的份额。

解除管制的反对者常常指出，像瑞典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比美国管制得还要多，然而，那里的家庭收入却与美国差不多，并且人民看起来同样快乐。因此，他们争论道，政府管制一定不会阻止经济的增长。“布赫霍尔兹的评论”回答了这一观点，指出像美国这种相对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比其他国家产生了更多适销对路的创新。产生的效果是，即使是高度管制的国家也因超强竞争的美国市场而受益。例如，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但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可以登录。远在中国西藏的学生也可以使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英特尔公司开发的先进的微处理器。如果美国的公司受到严格管制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互联网和超级微处理器了。因此，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简单的比较，往往会忽视它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通常发源于最自由的经济体的观念和技术会超越国境惠及全世界。

波普艺术的开创者安迪·沃霍尔说过，在未来，每个人的成名只会持续15分钟。然而，亚当·斯密已经声名显赫了两个多世纪。我们为何对他念念不忘？在西方文明最具革命性的年代，当社会反抗的骚乱、知识巨变和爆炸式的经济增长让弱势群体倍感困惑时，亚当·斯密为世界理出了头绪。他没有发明市场，也没有发明经济学，但他却给世界上了一堂市场和经济学的课。在接近75年的时间里，《国富论》提供了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

在《国富论》问世之后的200年，亚当·斯密的思想重新流行，并且备受赞扬。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以后，他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确实如此，也不无讽刺。“确实如此”是因为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名的人物都有交往，他的书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赢得了荣誉，当他讲话时，政府官员在一丝不苟地记着笔记。“不无讽刺”是因为在1790年去世前，他作为英国国王的海关专员为政府工作了13年。他手下留情，因此帮助自己的国家增加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