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到很久以前的1908年，在美国棒球国家联盟锦标赛中，芝加哥小熊队在一场决定性的比赛中要与纽约巨人队交手。在第9局的下半时扣人心弦的比赛期间，巨人队年轻且很有实力的替补一垒手由于疏忽大意没有踩触二垒而被淘汰出局，巨人队及时提出抗议，比赛被安排重新进行。然而，小熊队仍然赢得了随后的这场一决胜负的比赛，获得了国家联盟锦标赛的冠军。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弗雷德·默克尔，但从那时直到他死去，“蠢蛋”默克尔这个称呼一直伴随着他，令他感到苦恼。尽管自那以后他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再也没有摆脱掉这个诨名。

几乎现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失言和性的象征。任何一个受到教育的人若否认了解弗洛伊德，那他一定是在压抑自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打过棒球，也从没有找精神分析师看过病。然而，他的名字一如弗洛伊德那样著名，他的臭名却跟蠢蛋默克尔一样，并不是那么罪有应得。诗人拜伦可能要比马尔萨斯更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师，拜伦为马尔萨斯作诗，而孩子们却唱着押韵诗嘲笑马尔萨斯。在马尔萨斯去世几十年后，马克思狠狠地抨击他。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凯恩斯赞美马尔萨斯，并且预言在他去世200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将怀着丝毫未减的尊重纪念他”。但丝毫未减是跟什么相比呢？

马尔萨斯犯下了什么卑鄙的罪行以至于让像柯勒律治这样的浪漫诗人都发出了悲叹：“看看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和聪明的人民竟然听从马尔萨斯的话！悲哀啊。”

1798年，马尔萨斯把怀着乌托邦信仰期待着19世纪的人从浪漫的美梦中惊醒了。他受到了报纸的“审判”，因为预言人口过剩不会带来一个欢天喜地的未来，而预言一个社会决裂和衰落的未来会被认定有罪。在新世纪的前夜，马尔萨斯成为最终那个“令人扫兴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他的理论令人扫兴。

1766年2月13日，马尔萨斯生于其古怪的父亲丹尼尔在鲁克里的乡间别墅。在只有3周大的时候，马尔萨斯就见过他的两个“教父”：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他们是丹尼尔·马尔萨斯所崇拜的人。这个叫做罗伯特的孩子在早年就聪颖过人，很快他就接受了家庭教师的教育。长大后，他个子很高而且很帅气，在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学习，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神职人员的同时，他还阅读数学和哲学。就像亚当·斯密一样，马尔萨斯被牛顿所吸引，并且认真阅读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渴望做一个牧师，马尔萨斯还是一个普通而聪明的剑桥学生，装腔作势，随时随地说着嘲弄的、喜剧般风趣的话。马尔萨斯戴着的金色假发是一种卷曲的长发，一直垂到他的脖子，而其他人大多戴着辫子式的假发。他可能还是一个领风气之先的人，因为1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戴上了长卷发。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大多数学生给他们的假发扑白粉时，马尔萨斯有时会使用粉红色。或许他是早于时代的一个朋克。

在1788年毕业之前，耶稣学院的院长提醒马尔萨斯，因为唇腭裂造成的言语缺陷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基督教教会中的升迁机会。尽管他在剑桥大学的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演讲中获得了奖项。马尔萨斯没有理会这一劝告，不管怎样都要做牧师，在奥克伍德的一间教堂进行了短时间的实习之后，在1793年他作为一个研究生又重返耶稣学院。虽然他从此再也没有履行全职神职人员的义务，经济学家仍然把他称做“牧师马尔萨斯”，也许因为清教徒悲观主义的形象要比快乐又幽默的俗人形象更能匹配他的人口理论。不妨回想一下亨利·路易斯·门肯对清教徒的定义：他们是深怕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有时会过上开心日子的人。如果我们把他勾画成一个清教徒，那么，不接受马尔萨斯及其警示，或许会让我们从心理上感到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