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警示人们整个地球会变得相当拥挤，而现代的抗议者却担心自己的国家会因为过多的移民而造成人口过剩。在法国和德国，新的政党许诺要撵走外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敞开国门，接纳了700万名外国人，其中许多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外籍务工人员。但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很少受到客人的待遇，而是更多地被当做讨厌的不速之客。甚至在澳大利亚，盎格鲁裔澳大利亚人也在抗议亚洲人的涌入。要知道，这个国家曾经是英国犯人的移民之地！

在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有时会听到人们在指责新移民，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期间，失业率上升时更是如此。很少有“本土主义者”（不要与美洲原住民相混淆）担心如马尔萨斯所言，新移民会把他们的食物吃光。相反的是，他们声称由于抢占了那些生于这个国家的人的工作岗位，移民降低了本土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破坏了美国的“文化完整性”。当然，这些论调可不是新近才有。爱尔兰裔美国人曾经充满怨恨地讲述他们的祖父读过的招工广告，广告的主题句是“爱尔兰人不要申请”。正如1991年的电影《承诺》中一个角色宣称的那样：“爱尔兰人就是欧洲的黑人。所以，大声说出来：我骄傲，我是黑人！”然而，透过当今墨西哥移民的眼睛来看，爱尔兰裔美国人看起来就如同乘坐五月花号与迈尔斯·斯坦迪什一齐渡海而来。《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这本书描写了备受嘲弄的爱尔兰人如何争取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杰出的爱国赤子如爱尔兰后裔乔治·科汉的成就毫无疑问成为移民的奋斗目标。

但是，本土主义者认为“时代不同了”。首先，过去几十年里的移民并没有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避难者的移民大潮中到达美国的数百万人那样迅速地融入美国。为什么没有？移民潮前期来的人是从通晓多种语言的欧洲国家逃出来的，他们会说超过12种的不同语言。1915~1965年，在1 100万名新移民中，欧洲人所占比例约为75%。相比之下，最近的外国移民中大约有50%来自拉丁美洲，多数来自墨西哥（只有约15%来自欧洲）。因为人多势力大，许多家庭得以在生活和工作中用西班牙语交流。西班牙语频道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已经席卷了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拜现代技术所赐，外国新移民可以很容易地打电话、发传真或收发电子邮件，甚至乘坐飞机回到远在家乡的亲戚身边。长途电话费迅速下降到每分钟10美分以下，使得即便是靠最低工资生活的工人也能够享受到给老家打电话的“奢侈”消费。与此相反，在1912年，将邮包从德国运到美国只能通过汉堡航运公司，这是一个女儿与远在家乡的母亲进行交流的唯一方式。“熔炉”这种隐喻的说法已经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沙拉碗”，暗示每个同种文化的种族应当保持它的同一性，并且要抵制被同化。然而，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常常督促着外国移民的孩子学习英语，但是如果华裔的年轻人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太快的话，很快便会被称为“香蕉”（外黄里白），含有取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