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到1918年，美国政府就加入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对布尔什维克实施军事干涉。

美国在战后不愿在威尔逊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领头，这往往被归因于美国的主张在巴黎和会上被欧洲丢弃后产生的蒙受政治欺骗的感受。但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所谓“孤立主义”在对外交谈判的疑虑之外有其更深刻的根源。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大国，移民人数大增，在“一战”前的几年里达到高峰。虽然许多美国人在原则上同意有必要输入劳工，以与美国工业的生产力（以及其出口能力）相适应，但他们还是担心“新的”移民群体在意识形态上所隐含的意义：自由的原则能否经受拉丁裔、斯拉夫裔和亚裔移民--这些人在种族意义上被认为不具备理性行为的美德--涌入的考验？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是否会污损美国国内的民主理念？

大多数美国冷战时期的领导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当中存在一种想法，即欧洲和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美国的秩序、组织和权利观念，而这种想法又与他们对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观念是相互促进的：如果说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尚未达到必要的文明水准，从而能够接受美国的福音，那从这些国家来到美国的人们又将如何呢?移民会压垮美国民主，移民会以外部大国已经无法做到的方式击败它。应对这种挑战的办法是限制“低度文明化的”各民族向美国移民，并对已经置身美国的人实施美国化改造。

对国内的异族人实行美国化改造的一个障碍是那些在他们来到美国之前就污染了他们的思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已成为这些思想当中最具威胁性的一种，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革命集体主义，而且是因为它号称要代表一种比美国所提供的更为先进的现代性版本。在美国精英看来，这样的声称不仅在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对植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的普世主义和目的论构成公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