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尔逊看来，民族主义（用他的话说是“自决”）是唯一能够造就稳定的国家（state）的机制；而在美国的援助下，这些新建立的国家能够走上通往民主之路。但是，正如战争所表明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面，其中充满了那些使德国陷入灾难命运的狂野、粗鄙的特性。总统在战争中已经注意到，在“积极的渴望”和“无政府”（这或许是威尔逊最爱用的指称这种恶劣状态的词汇）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而他在战后欧洲的局势中看到了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例子。虽然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使得多项建立民族国家的规划在中东欧的战争废墟上成为现实，但他还是拒不对其他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予以支持，尤其是当他担心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成为动荡的根源的时候。威尔逊对动荡失序的恐惧来自他早年在重建时期的弗吉尼亚的经历，这种恐惧使得他在达成欧洲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接受了英国和法国对稳定的而非民众意愿的强调。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正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负面结果在“一战”后构成挑战。欧洲殖民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所照管的民族提升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反而是剥削和虐待他们，由此造就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温床。印度在19世纪曾经常被视为良善的殖民统治的典范，但即便是对印度等英国殖民地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但是，从一开始，美国这种重新兴起的反殖民主义批评就面临一个问题，即拿什么来取代殖民主义？由于欧洲人在其文明开化的使命上屡次失败，则殖民地真正的独立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苦难。在威尔逊看来，在美国的家门口发生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表明这种不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可怕例证。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俄国革命及其后果的出现，美国人之于不稳定和愚昧的后果的恐惧更加严重。最初在1917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