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人以为他们从“一战”中获得了教训，正是这些教训使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对直接军事干预持怀疑态度，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仍很难说是“孤立主义”的。相反，在这20年间美国取得了一个突破：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特别是之于第三世界而言。在拉丁美洲，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在1920-1940年间，美国对东亚的出口之于东亚进口总量的份额几乎提高了两倍。大萧条迫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考虑美国所需的新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思想随着美国的商品输向四面八方，其影响之大，是那些正在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而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很少能认识到的。这种影响远比美国的生产和管理模式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在城市流行文化方面，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树立起了现代性的典范，其传播的观念会使现存的那些关于身份、阶级和认同的观念大受削弱。

美国国内精英认为美国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而国际社会却认为美国财大气粗且发展迅速，这种认识上的两极化状况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出现在大萧条所造成的美国政治的裂隙当中。罗斯福新政及随之而来的国家主导的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认为这是对集体主义的一种必要让步；但另外一些人则担心政府的新政是“外部”影响强加给美国的，将导致政治、文化和道德衰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路线都是反共的，但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乃至于后来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对军事干预的疑虑远胜于前者。两者都把自己对美国的国内角色的解释延伸到国际事务上，保守派指责他们的对手“对共产主义软弱”，而自由派则声称保守派不愿意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而付出代价。

美国的冷战世界观主要源于其对大萧条做出的反应，其冷战战略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日本在1941年的进攻佐证了美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干涉主义和全球改革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美国想重新获得安全感，则“恶魔”就必须被消灭干净。使“二战”及其后续事态发展成为美国全球改革的实验室的，是自由派对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