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尔逊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认为“积极的民族主义”能够最有效地抗拒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即此时的美国能够也应该巧妙地督促着改换这类民族主义和改革（这些民族主义者们期待在他们的国家摆脱了敌人的威胁之后推行改革）的内容。如同在美国一样，受美国教导的改革能够对那些曾经梦想开展革命的人加以引导，将其能量引向“现代化”的方向。就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10月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时作出承诺：“我们将不再让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而生存的愿望受到阻碍，我们要去拓展无限的空间。我们将承担起我们全部的责任，施展我们全部的影响力，把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带给所有渴望和平和自由的人们。”

美国“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介入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华盛顿如何力图指导那些被认为缺乏改革所需的技术、教育和道德力量的盟友政权。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把他与美国的结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首先是为了对付日本，在日本战败之后是为了对付中共；而在华盛顿，许多人把中美合作视为一张变革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权的空白支票。但当蒋介石无意接受美国“训导”这一点显露无遗之时，美国仍不撤出其介入，而是企图以其他愿意听从美国劝导的反共分子取而代之。虽然这一套做法在中国最终失败了，这却成了此后在亚洲其他地方一再出现的一种干涉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的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告终，这证明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击败任何邪恶力量。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还证明了全世界都欢迎美国精神，欢迎美国的产品和美国的思想。且不论中国、朝鲜和伊朗，即便是在欧洲，美国所看到的也是各国人民迫切需要从古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压迫中挣脱出来；他们的生活与美国人如此不同，以至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全球使命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如果这些社会拒不接受美国进步模式的影响，而为错误的现代性形式（如德国帝国主义或者纳粹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所绑架，则它们将会陷入何种境地。按照杜鲁门在1947年3月就希腊和土耳其提出的说法，在“混乱和无序”扩散之前，其他国家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