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被用来指称消除奴隶制的根源，而这首先并非基于美国的经济需求，而是在于使奴隶制得以产生的那些社会的“愚昧、贫穷和恶习”。于是，这就提出了一种对大多数非欧洲农业社会的指控，也意味着一种判断，即只有变革这些社会的当前情势，才能防止奴隶制的再次出现。就此而言，“解放”就成了一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的全球议程，因为奴隶制在美国已经存在，而且被视为对自由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因为反奴隶制的美国北方人感到雇佣劳动力（经常被称为“雇佣奴隶”）和大规模移民威胁了他们自身的人身独立。

“指导”以及指导的对象即那些“受监护人”（ward）的概念，在内战之前和内战当中美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镜像中是一个突出的要素，而且在重建时期成为关键的议题。由于他们的欲望，前奴隶们被认为是些不能对自己加以控制的人。所以，与新来的移民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同美国意识形态争夺影响力的新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诸如社会主义--的引诱，从而回到他们古老的、也更坏的“欠发达”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去。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重建的整个计划，以及非洲裔美国人为争取平等和公正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正好说明他们需要指导。在南方，白人精英通过政治暴力和恐怖剥夺黑人的权利。在北方，往往正是试图消除城市里的贫穷和罪恶的改革者击碎了黑人的梦想，因为他们坚持要以非洲裔美国人顺应白人社会为他们最终“同化”的条件。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热切的改革愿望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关键，而且对美国的海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神职人员的扩张。在19世纪中叶美国强行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之后，美国的传教士也扩展到这两个国家，而且不断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扩展。传教士在传播“现代性福音”--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消费主义--上作用巨大，但他们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方面却不那么成功。这让美国国内的信众深感困惑，即便传教士送回国内的报告夸大了他们所拯救的灵魂的数字。在20世纪前20年中，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异教的土著”（特别是对东亚人）对美国通过传教士所给予他们的一切“毫无感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