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显的情况是，“二战”中与苏联和英国的结盟对美国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保守派的确曾批评罗斯福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过于“幼稚”（这部分地是攻击其国内改革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批评收效甚微。罗斯福和他的主要顾问们似乎都相信，美国参战本身就可以推动另外两个主要盟国转向更“民主”或者更“进步”，因为美国毋庸置疑是三大国中最强的一个。因此，“二战”的胜利就不仅是盟国的胜利，而且也是美国生活方式本身的胜利。战时，它在生产和武器上胜过它的敌人；而现在，按照它自己的想法改造它的敌人和盟友的时候到来了。

三、欧洲之外

美国之所以干涉第三世界，可谓创生美利坚合众国之初衷的一部分。当托马斯·杰斐逊针对北非沿海的海盗（按照美国人的观念，这是21世纪的恐怖分子的前身）采取干预措施时，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护美国商业，也在于推行美国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在向外部世界宣告：美国不惜在海外推行其意志。这一宣告后来在“门罗宣言”中成了针对拉丁美洲的一种教条。美国之所以如此宣告，其根源在于：在西欧列强建设的海外帝国与美国通过西进扩张和推行奴隶制度的双元进程而建立起来的大陆帝国或者“内部”帝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

尽管美国关于非欧洲人的话语有很多起源于殖民时期他们与美洲原住民的交往，但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非欧洲世界相关主要镜像是围绕着美国境内曾经存在的奴隶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像一些历史学家那样，把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看成是美国之于外部事务的一种事后反应是一个双重的错误。在美国建国后第一个世纪里，非洲在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内外政策中均居于中心地位，而非洲人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间还更长。正是通过围绕奴隶制度的斗争，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中的很大部分才得以成型，而美国在20世纪所代表的那种自由样式也才得以界定。

从19世纪关于奴隶制的南方重建的冲突中，生发出了为20世纪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所用的两个关键镜像，即“解放”（emancipation）和“指导”（gu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