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麦克纳马拉还在“战略村”计划中看到了别的目的。他对肯尼迪解释说：“硬性分析”显示，“战略村”的建设使得个人“获得了一种作为共同体中的公民成员的认同”，并且通过集中化和标准化推动了发展的总体潮流。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第三世界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数量持续增加。历届政府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学生回国以后，将会成为美国影响和改革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资利用的巨大资源。这些归国留学生已经领略了美国的财富和产品，享受了美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见识了美国的交通通讯和便利的旅行条件，还看到了美国的青年文化，所以他们会希望让自己的国家获致现代性，尽管事实显示他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美国导师所认可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目标。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一种在物质上堪与纽约、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相比的现代性，但是其具体形式不得不与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文化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相适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曾经访学美国的人们背弃了美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信号，开始认同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美国现代性、甚至是对美国的海外角色的批判。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使这些留学生（以及那些从未造访美国的人）受到启发，而这些批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国内。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的民权运动，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思维中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原则受到批判。尽管这些批判在背景和意图上各有不同，但其中一些最具持续性的批判来自民权运动领袖，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斗争与第三世界领导人反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斗争是一致的。小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谈到，要告诉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中的愤怒的年轻人：

“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燃烧弹，经常是街头暴乱的武器。--译者注和步枪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会问--这样问完全正当--越南是怎么回事？他们会问，难道我们自己的国家不正在大量使用武力来解决它的问题，来制造它想要看到的变化吗？……我知道，如果不首先对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制造者也就是我们的政府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能对贫民区里受压迫的人提高我反对暴力的调门。

1964年，马尔科姆·X（Malcom X）曾谴责美国是一支殖民主义势力，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他说：“没有比这样一个制度更腐败的了。它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典范，民主的典范，可以走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去告诉别人如何清理他们自己的屋子；但是在这个国家之内，有的公民如果想要投票，就必须用子弹。”

开始于20世纪中期的在美国扩展民主的运动，以两种方式导致了围绕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争论。在美国政策精英看来，答案无非是在整个冷战过程中持续提高海外干预的强度，矢志不移地在海外和国内都扩大美国式自由。但是对许多少数族裔来说，在国内争取地位和平等的斗争中赢得的初步成功意味着要对海外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与美国战斗的人展现同情。尽管这一向只是一种少数派的声音，从来没有获得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这种批判使得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的美国打开了视野，同时与第三世界的新国家展开对话。

然而，就官方的对外政策而言，无所不在的冷战才是美国目标的恰当表征。这是一种适应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意识形态和美国权力的全球主义视野，而这种视野与其共产党敌人--这个敌人也把自己描述为大众的、现代的和国际主义的--的见解是不无映衬之处的。18世纪晚期以来居于美国对外政策中心地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外干预应当唯意识形态同情马首是瞻？对这个问题，冷战提供了一个极端的回答。冷战向第三世界的扩散正是由这个回答规定的：任何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