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上述三个创新的影响，哈佛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做了一个简化的“货币游戏”。游戏一开始，名义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为教授进行咨询的报酬。这位教授把钞票储存到一名学生运作的一家名义上的银行，并收到一张存款单。为了简便起见，假设这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银行，把90美元贷给它的客户；而客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贷款-他把钱存在另一家银行。因为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银行，其余的81美元贷给其他客户。经过几次之后，教授要求学生计算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导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核心定义：M0-也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等于中央银行负债总额，即现金加上私营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1也称为“狭义货币”，它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存款需求。当钱被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学生银行时，M0为100美元，而M1为271美元（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这简洁地说明-尽管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现代部分准备金体系是如何允许信贷创新以及货币创新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之后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学生还他100美元，这名学生不得不拿出他的准备金，并要求第二名学生还贷，由此产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M1紧缩，如同扩张时一样迅速，这清楚地说明了银行挤兑的危险性。因为第一家银行只有一个储户，教授试图提款的总额是它准备金的10倍。第一家银行的生存明显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及时收回贷款，而第二家银行的客户是否要从第二家银行收回他的所有储蓄，以此类推。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很容易收回贷款，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贷款的流动性和贷款人的资信有关。

必须承认，上述货币供给的定义多少有些随意。M1的规模总额中包括旅行支票。M2包括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存款凭证。M3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场的欧洲美元，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赎回协议。我们无须在这里探讨这些技术问题。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银行内部和银行间不需现金的交易；二，部分准备金体系；三，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垄断地位，随着这些内容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货币通过极其重要的途径逐渐形成。货币不再被理解为-正如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样-开采出贵金属铸造成货币，现在，货币反映的是银行的具体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在正常情况下，信用是一笔钱：银行的总资产（贷款）。货币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贵金属，其增加的部分将会存于央行的金库。货币的绝大部分，由那些纸币，以及被确认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与名义上存于存款账户的看不见的货币构成。金融创新接纳了无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银，并把它变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事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它们的利润来源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负债费用和资产收入之间的差额，不把准备金降低到导致银行挤兑的地步。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意大利银行系统在北欧金融中心得到改善，但这个国家却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在后面。丰富的贵金属惩罚了强大的西班牙-他们未能开发出一套复杂的银行系统，而是依靠安特卫普商家的短期现金预支换回白银。货币指的其实是信用，而非金属，此种观念在马德里似乎从未被接受。事实上，1557~1696年，西班牙王室最终拖欠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不少于14次。伴随着历史记录，波托西所拥有的白银不可能保证西班牙信贷风险的安全。在现代世界，权力将属于银行家，而不是破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