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平王时期，王权对社会的调控全面失效，国家最高权力已经在实质上处于了真空状态，混乱与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只要国家最高权力处于实质上的真空状态，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争夺，进而必然弥漫为全社会的大争夺。这种争夺，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开始，在整个社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又历经长时期的社会利益整合之后，才能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4.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

5.在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战国时代的国家效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由此创造了新思想、新技术能够顺利滋生并迅速走向社会的良性土壤；这一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性的大爆发。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率先改变与实质性进步，国家范围内的沉闷环境，就会使新思想难以滋生，更难以传播；各种生产技术的发明，就难以走进生产实践；其结果，必然是遏制社会创造力。

6.每每在文明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社会竞争便会表现出特别复杂深刻、多面交织的广阔性与特殊性。虽然，守旧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的生死存亡的竞争，是时代的主流；但是，新兴势力之间，守旧势力之间，也都在同时进行着剧烈的主导权与实际利益的竞争。与此同时，社会其余阶层也会以各种各样的常态与异态卷入其中，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所谓历史主流的把握，所谓文明本质的体现，所谓意识自觉的形成，都会在这种分外复杂、分外深邃的局势中，考验着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认知水准。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是生存竞争法则彻底化的必然表现。

惟其如此，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的常数之一。

7.韩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有两个基本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一是对内整肃社会，二是对外强兵备战。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法家推行变法最基本的历史目标与实现方式。在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推行法治为根基，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国内以治”。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基础：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这两个制度，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论说，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明法--法律要人人皆知，明确无误，大力推行；二是正义--法律必须具备正义性，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任法不任智--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明确地反对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