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的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的界限。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唯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于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行动，贯彻于官员行动，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一致。

9．秦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就在第一批法令全部完成而即将颁布之前，商鞅做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行动--徙木立信，取信于民，揭示了“大政在野不在朝”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改变国民整体生存方式的变革如果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无异于空中楼阁。秦国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曾经在这个封闭的西部国家激起了普遍的不满，甚或某种形式的反抗；可是，秦国社会很快理解了变法，并最终心悦诚服地实现了举国再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商鞅变法在一开始立定的方针--“法以爱民”，变法以取信于民为本。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府抱有深刻地疑虑，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10.真正植根于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无论发动者与主持者的个人命运如何，变革本身所培植的强大生命力，足以构筑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变革的生命力，在于变革本身的正义性与深刻性；越是植根于社会利益合理分配的深刻变革，其生命力就越是强大；即或是变革的反对力量，也无法推翻这种深刻变革所巩固下来的历史成果。

11.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12.秦帝国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较量，是中国文明史上内涵最为广阔丰富的一页。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

13.对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自古便有着巨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