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待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候，常常以单一的视角——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所有的反犹事例，也包括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不管是威廉二世还是泛德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抑或是德国国防军一战时清点犹太士兵的行为，都被视为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有着决定性的关联。而事实上，犹太人在19世纪末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他们更多地融入了德国社会和主流文化。这些历史事实在单一维度的奥斯维辛视角中被略去，只有帝国中尤其是小市民阶层对犹太人地位提升的不满成为了历史的焦点。而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社会变化的发酵而已，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比如，法军军官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的间谍门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犹太人拥有社会特权的讨论使得激进的反犹主义浮出水面。奥匈帝国也不例外。更不要说沙皇俄国了，那里根本就是欧洲反犹的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犹太人在那里一再遭遇血腥屠杀，最后被迫西迁。

越是将国家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与历史背景割裂来看，就越是会导致很多历史事实的隐去，就越是会得出德国特殊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就越是会如丹尼·约拿·哥德哈根于20世纪90年代时所言，认定德意志是“凶手民族”，认定德国人心甘情愿地当希特勒的杀人工具。哥德哈根没有用历史的眼光而是孤立地去看待这一段过往,他甚至都没有考虑到1914年到1923年德国革命重大转折那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就断言德国人具有天生的“反犹基因”。就在哥德哈根的书引起轩然大波之时，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著名犹太学者劳尔·希尔伯格和耶胡达·鲍尔力挺这位美国人。他们认为被哥德哈根省略的历史部分从科学的角度看“没有价值”。

现在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盛行。人们试图将德国人的历史浓缩到只剩下屠杀犹太人那一段。历史的起伏被就此抹平，所有人为的计谋、决断和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政治人物仿佛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产品或者玩具。希特勒和犹太人大屠杀也是德意志帝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浪潮的高涨，大屠杀使得这种社会情绪达到了高潮，并且需要对其作个了断。

然而，当人们讨论具有反犹世界观的国家社会主义时，关键词不只是大屠杀定论和以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为代表的主流的社会历史观和结构主义历史观。除此之外，20世纪另外一个席卷全球的极权主义思潮——共产主义，同样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汉娜·阿伦特在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极权主义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有评论说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诋毁。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的清算使得反法西斯主义连带反共产主义情绪高涨。这就造成了撰写历史时一方面对共产党人反对魏玛共和国的革命行动严重被忽略，另一方面拒绝将这两者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