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犹新的是对历史学家埃尔奈斯特·诺尔特的放逐。诺尔特认为古拉格集中营（苏联）和纳粹集中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即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具有同源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知名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希·拉尼奇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人，把“疯狂与方法论”相结合，拿犹太人与昆虫相比较。这种令人愤慨的指责背后是对诺尔特观点实质的忽略。因为诺尔特所指的“因果关系”并非指一种“客观的关系”，而只是在犯有反人类罪的希特勒的那些妄想中得到了印证。

诺尔特用他那绝无仅有的雄辩才能将那些混合着意识形态和情感的论述展现在世人面前。主写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弗朗索瓦·傅雷在《幻想的幻灭》一书中写道，诺尔特所做的是有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的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因为唯一彻底分析20世纪初两大思潮和政治运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就是将两者当做导致自由民主危机的因素放在一起观察……

哈佛科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认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参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有观点影射犹太人组织为了颠覆基督教文明和雅利安文明而创造了共产主义。而这种言论为纳粹提供了彻底清除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基础。美国历史学家亨利·L·费恩戈德认为犹太人在欧美领导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形象是反犹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

这些观点也体现了对共产主义感知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作家斯蒂法尼·古尔多瓦主编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党政权的罪行称为“红色屠杀”。黑皮书的作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和苏联重组改革的设计师。他在书中说苏联是一个“名为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就此，他和其他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延续了之前的“历史学家论争”。然而这次论争远没有之前的激烈，只有少数的尖锐对立点。经济全球化和其带来的社会变化让西方工业国的人们在20世纪的那些灾难面前变得麻木不仁。只有欧洲的屠犹成为了遗忘之海中的“孤岛”，不断地被人们从政治、意识形态、科学、结构主义、情感、国民教育等角度重新解读。

这本书正是按照布洛查特将历史“历史化”的思路去分析国家社会主义反犹的根源和实质，将希特勒置于研究的中心。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世界观，他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傅雷认为，“没有他那错投了魔鬼怀抱的政治天赋，历史将被改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容易用宿命论和社会学观点去理解历史，会忽略在欧洲这一悲剧中一些特定人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