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后拉德克和李卜克内西的发言则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拉德克在他的发言中许诺，俄国无产阶级将和德国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共同和剥削阶级斗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向俄国政府表示感谢。他说：“俄国是德国革命的发祥地。只有我们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的时刻才会到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拉德克是犹太裔这一点恰恰又符合了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形象。1919年1月初出现了反对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总罢工，而德共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一事件在人们眼中到底和“犹太布尔什维克”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前进报》的主编弗里德里希·斯坦福自己就是个犹太人。报道中将斯巴达克联盟起义称为“布尔什维克起义”，而在点出幕后主脑姓名时，使用的都是他们的犹太名字，分别是“布劳恩施泰因（托洛茨基）、卢森堡和苏贝尔森（拉德克）”。

犹太教是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分子，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属于少数将这个观点表达出来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德国工人运动受到“东犹太的影响”。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东犹太‘马克思主义者’拥有特别的禀赋，可以将社会主义变成教义，将老生常谈变成信仰。他们孵化出一门德国工人自始至终都没能理解的神秘科学”。

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犹太教的混淆无疑是战后德国反犹情绪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约翰森·弗兰克尔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功越大，“投放于犹太人身上的反共情绪”表现得就越强。而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共产党人所取得的客观胜利，而是人们主观上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那里感受到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这种不安和恐惧越强烈，反犹主义情绪就会越高涨。而这种关联是其他研究希特勒的人（从布洛克到克肖）都没有关注到的。

克肖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好似一个梦魇，因为它为德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发挥反民主、复仇主义以及仇犹情绪的借口。同样地，克肖不承认一战之后出现了由于反共导致的反犹主义情绪。他认为德国革命同俄国没有关联，因此也不存在由此导致战后德国反犹情绪高涨的可能。这种观点倒是和现下主流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将这个观点推至顶峰的是出版人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他在《解读希特勒》中说，当时共和国政府里左翼人士比多数社会民主党要少。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将革命镇压了下去，左翼人士始终是在野党。同时成为在野党的还有一股极右的势力，最终终结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并将德国带入了灾难之中。在十一月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哈夫纳写就了《1918/1919德国革命》。他说：“社会民主党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编造了谎言。1918/1919年的革命不是像他们50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挽救”了德国，使之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涂炭”。事实上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是来自俄国的舶来品。这一观点哈夫纳在写《解读希特勒》之前就说过，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