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哈夫纳和其他持同一观点的人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对魏玛共和国的结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们也就更不承认这一浪潮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战败国）的无产阶级有强大的辐射力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中虽然大篇幅地叙述了当时的环境氛围，但是共产主义浪潮的作用和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而实际上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大多数德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会追随俄国的道路吗？《日耳曼》报在1918年11月中道出了关键：“两股潮流席卷世界，相互角力。那就是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理念和俄国的平等理念”。

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付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联盟“间谍”的决心十分坚定，手腕也很强硬。对于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来说，对抗共产主义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们也毫不隐讳这一点。在1918年12月底爆发了内战之后，艾伯特倍感压力，他说：“要是同盟国当时占领了柏林就好了，就可以保护柏林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到底有多么害怕和恐慌。有人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革命，是纳粹帮凶。这无异于是强求社会民主党预见到俄国革命模式在德国终将失败，预见到当时还未出现的纳粹运动。哈夫纳认为艾伯特“在内心里是一个固守旧秩序的总督”，而诺斯克是“一个原始的暴力分子”。

这些人其实都曾是爱国分子。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在他写的魏玛共和国史（其为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史的书，但书名并非叫魏玛共和国史。——编者注）中说，我们不应该谴责这些人，他们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施泰因或者哈登伯格那样的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只不过是一党之领导，19世纪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进步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和理性的行为。”当我们现如今往回看的时候责备他们当时没能看出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是不公平的。差别是存在的，比如罗莎·卢森堡曾提醒他们阵营的激进派，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很长的斗争史，而这一切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问：“哪条路是既可以启蒙民众又安全保险的？”但是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极左势力毫无疑问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或者工具。光是党的名称——德国共产党，就足以说明两者间的关系了，更何况他们还拒绝参加国民议会举行的大选，并且一再强调他们的党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一如党纲所写。再者，他们还攻击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党羽”，控诉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1919年德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得到“世界革命总指挥部”的指令，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明朗。最终的破裂出现在1918年11月。谢德曼为了国家前途提议重建工人运动统一阵线，由斯巴达克联盟和多数社会民主党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同成立人民代表议会，而斯巴达克联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