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意只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病从香港回到北京，治病期间，经常回忆过去，想到自己这一生的种种遭遇，以后孩子们再也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了。要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时间听，都各忙各的工作去了。这时，我妹妹康昭也退休了，她对我走过的道路很有感慨，认为应该写出来，留给孩子们。

以前，康昭是个思想很“正统”的人，跟我完全不同。我跟她同年高中毕业，同年到北京考上大学。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挨整。她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外交学会做翻译。“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调换过两个单位，最后到了社会科学院。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紧跟社会“主旋律”，积极表现，唯恐落后，但她却始终因“家庭出身”而被视为另类，再怎样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也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多年，她已经临近退休了，才在社科院获准加入了共产党。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康昭终于清醒了，对那套“左”倾路线的危害深恶痛绝，对我以前那些被她视为“落后”的表现有了理解。她曾感叹说：你做的那些事我都做不出来。她积极鼓励我把这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而且，她还自愿帮我记录。于是，我就从头给她口述，由她记录下来，打印成册，有了一个初稿。从1998年开始，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后不久，康昭就被查出癌症，虽经治疗，仍不幸病逝。最初要不是有了她的鼓励和帮助，我这个回忆录是很难写出来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她一份心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纪念。

我这个口述回忆录初稿写出来后，给几位朋友看过，都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个朋友曾打算把其中我与蒋介石相识那一段内容重新整理出来，拿到杂志上去发表。但是因种种原因，也没有完成。

2002年秋，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应邀到重庆去参加一个有关的纪念活动。行前，已退休的《炎黄春秋》杂志原执行主编刘家驹（我当年在重庆巴蜀中学的同学），建议我去重庆后找一个他交往多年的作者何蜀。我拿着刘家驹写的信，按照他给的电话，到重庆后就与何先生联系上了。见面后，相谈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