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后，与何先生继续保持着联系。我一直有个打算，希望能有人写我父亲康心如的历史，听了刘家驹的介绍，我本想请何先生来做这个工作，当我向他提出时，他表示对我父亲的情况虽有些了解，但对写我父亲的历史则感到为难，说是对金融方面的情况太陌生，而且主要兴趣在作“文革”历史方面的研究，无法再深入到另一个领域。不过，他愿意为我介绍另外更合适的人来写我父亲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先读到了另一位朋友整理出来的我与蒋介石相识和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重庆参加反蒋学生运动那段回忆，并从他所了解的重庆有关历史、地理情况，指出了一些背景和细节方面的差错，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这使我对他在这方面的学识和能力有了进一步了解。当他知道我的回忆录中包括“文革”时期的内容时，很感兴趣，提出想看一看，我便把全部文稿寄给了他。他看后，提议将此稿重新整理加工，争取出版，并且愿意承担整理工作。

何先生的提议使我很高兴，但我又有些疑惑，这本写给自己子女、后代的回忆录，是否有出版的价值？我反复向何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请他好好斟酌一下。他毫不含糊地答复我说：肯定有价值，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大时代的变迁。而且，据他判断，这个回忆录很有可读性。

于是，我与何先生就开始了对这部书稿的重新整理工作。一方面，我重新对他进行口述，并提供给他一些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他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重新回忆和解答。他还查阅了一些资料，找了另外的有关人士了解情况，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查到的资料向我介绍，特别是与我的回忆不相吻合的内容，与我探讨、斟酌，考虑如何表达更准确……他的认真负责精神使我十分佩服，也增强了我写好这部书稿的信心。2004年5月，他把整理完成的书稿全部传给我后，我再详细提出了修订补充意见，他又再作修改，其间，又建议我补充了一些内容……这样反复多次。总算有了一个我们都较为满意的稿子。

现在，这个口述回忆录摆在读者诸君面前了。它是否真有价值？是否真如何先生所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变迁？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回忆是真诚的，也许有个别因记忆不确而造成失误的地方，但我没有说一句假话。

康国雄

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