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后，纬国自己驾车，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还在我家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当时，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亲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会。记得他在我家客厅里巡视了一番，问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况，观看墙上挂的各种字画。随便聊了一会，最后他说：“太晚了，我走了。”才驱车离开。

我成了“汪山要人”

后来，我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南开中学除名，苦恼中，曾想去找蒋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长的中正中学去读书。

幼年的我和妹妹父亲听说了，把我找去痛骂了一顿，说：“你居然异想天开，去中正中学！委员长在那里当校长，你去了，有他做后台，岂不是更不好好读书了？”此事遂作罢。

那时我与蒋介石的交往，已经引出一些趣话。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其实，当时我不仅同蒋介石，还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过类似交往。

有名的川军将领，人称“范哈儿”的范绍增，常来我家找我父亲玩。他一来，我就约上侄儿等小伙伴，拿上刀刀枪枪，跟他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把我一个侄子手中的棍子缴下来了，我那侄子哭了起来……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还高兴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帮会头领、“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学校上初中时，有一次为抗日募捐，我还跑去找杜月笙。那时他住在重庆城里打铜街交通银行，我请他为抗日募捐，他说，可以，但要等他秘书回来办。我说，你就随便开张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住校，必须赶回学校，等不及了，最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给我，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了。我只好回了学校。结果公布出来的募捐数，我的成绩最大，杜月笙那张支票数字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