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我和妹妹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摩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避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那时有人说，于右任当大官却没有袍子（皮袍），我父亲说，他哪里没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卖了，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要送一批陕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把袍子卖了给他们作路费，所以有人称杜聿明他们叫“袍子将军”。杜聿明他们对于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来，于右任就会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没信来了……”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我从小胆子大，“不诧生”（不怕与陌生人说话、接触），不怕与成年人交往，所以蒋介石喜欢跟我交谈，因为许多官员在他面前害怕，什么都不敢说，我却不怕，他问我什么我都直说。因此他很高兴。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同盟国、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以及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等，都是我们少年学生议论的话题。我佩服那些军队的英雄，我读不进去书，想去参军，远离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长们。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附近的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