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交通中断，大伯父不能送祖父灵柩回汉中安葬，父亲也不能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他们就在成都投入了革命活动，家中成了同盟会的秘密聚会场所。

辛亥革命成功后，大伯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我父亲奉宋教仁、章太炎之命，在成都筹备“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后又创办《公论日报》、《国民公报》。1913年去上海，在一家银行任经理，同时经营民立图书公司和进步书局，并为进行反袁世凯活动，与大伯父一起创办了《雅言》杂志，因发表了公开反袁的文章，被取消邮递权，被迫停刊。

1915年，父亲与张季鸾等创办《民信日报》，担任经理，公开反袁。后来他又在北京跟大伯父和张季鸾、周太玄等办《中华新报》，又因为披露了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出卖胶济铁路的议定书和借款合同，还加了编者按，结果报馆被查封，父亲和张季鸾被拘捕后取保候审，拖了将近一年才判处二人“拘役二十日，缓刑三年”……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风云变幻，军阀、政客们在政坛上的各种丑恶表演，使我父亲对政治活动失去了热情，再加上祖父已故，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大伯父，于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被推选为教职工联合会成员，为维持校务，积劳成疾，猝然去世。

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重担，一下子落在我父亲肩上，迫使他在迷惘、彷徨中寻找出路。

他终于选定并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一直到他去世，除去最后的十多年里被剥夺了从事实业的机会外，他没有再改变过实业救国的人生理想。

父亲从1922年“借钱入股”开始，参加创办美丰银行。由于他文化素质高，加上才智过人，又很能吃苦耐劳，他经营的四川美丰银行，几度克服困难和挫折。

1927年初，因为北伐战争的进展，中国内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西方各国领事馆通知侨民撤离。在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美国经理也要撤走。我父亲为了拯救面临瘫痪的美丰银行，不让中国股东和储户遭受损失，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征得重庆军政长官刘湘的支持后，下决心收买了全部美股，

从此，美丰银行完全由华股接办，在我父亲苦心经营下，终于成为国内拥有百万巨资的金融巨头。随后，父亲被推举为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